审美生存的智慧——青海审美文化研究之二

历史上,青海各民族为求取生存,在与自然的抗争及和谐共生中,创造了大量形态各异的审美文化,各种审美生存智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其中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美,则是最突出的审美生存智慧的体现。     

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逻辑与实践启示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生态文明全球共建等主题的深刻理解与系统阐述中,提出“生命共同体”的基本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领域,成为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是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既展现丰富深刻的思想逻辑,又具有指向鲜明的实践启示。在思想逻辑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蕴含着“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全球范围内的“生命共同体”追求等思想要旨;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守正创新,体现着对自然万物联系普遍性的深刻认识、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最新阐释、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先进理念等创新意蕴。在实践启示方面,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理念彰显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治理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责任观、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观等价值导向,启示我们进行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实践、开展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培育、坚持共建共享的国际生态正义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人对自然真象的整体领悟,是人在生存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存理念表现在宇宙生存观、和谐生存观、伦理生存观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将生命现象还原于自然,用一种恢弘的元视角来认识、解读生命现象与生命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念充满非凡的智慧,对当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认识意义与引导意义。     

人类文明：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

人类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人类文化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发展,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对人类持续生存提出严重挑战。应对挑战,需要“文化范式”转型,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发展,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的伦理,转变为一种人与自然互补、和谐共生的伦理,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伦理。     

维吾尔族节日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初探

笔者重点探讨了维吾尔族节日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维吾尔族节日文化蕴涵着崇尚自然、亲和自然、仁爱万物、合理索取、注重清洁和美化环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对丰富民族生态伦理文化宝库和建设新疆生态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与生态发展——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

“全球化”既是一个浪潮,也是一股思潮。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文化立场,应当是坚持全球化与多样性的辩证互动。根据伦理的文化本性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处的特殊的文明情境,中国伦理应对“全球化”的价值理念是生态价值观,而不是普世价值观或相对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它能更有解释力地回应“全球化”的三大挑战：文明观方面的价值霸权,诸文明形态相互关系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对待民族传统方面的文化相对主义。生态价值观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消解价值霸权;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对话抵御文化帝国主义;以伦理精神的生态发展扬弃文化相对主义。     

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法律制度。传统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古代文人的思想主张中均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内核,体现为天人合一、物吾共生的整体观,天地有节、取用有度的节用观,兼爱万物、生生不息的博爱观。在生态法律制度建设层面,西周以降的历朝历代大多注重通过专设环境保护机构、拓宽环境保护要素、实施严刑峻法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态治理文化精髓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即坚持整体性治理思维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落实节用爱物观助力绿色可持续发展,贯彻最严法治观以筑牢生态治理的法治基础。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论《伊甸之东》中“自然人”的塑写

斯坦贝克的《伊甸之东》探讨了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亚当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待自然,与自然相背离,精神饱受痛苦却不自知;塞缪尔尊重、关怀自然,爱护每一寸土地,受到自然的恩惠与庇护。通过“自然人”塞缪尔正面、积极的精神力量的塑写,斯坦贝克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张：对待自然,人类应该给“自然人”塞缪尔式的伦理关怀,从而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民族地区优秀传统价值观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对各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升华。民族地区优秀传统价值观主要有：勤劳创富的经济价值观、诚信友善的道德价值观、爱国贵和的国家观、崇智尚学的文化价值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观。这些观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表现出重要的时代价值,应当积极引导民族地区优秀传统价值观向新型价值观转变。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视域下的环境伦理考察——以中西文化差异为背景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人生问题,具体说是在"天人合一"立场上人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法天象地"为自我安放起点,先民找到了"天人相通"的可能性路径,这就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及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因此获得了仁爱道德的伦理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特质及其蕴含的"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在文化源头上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智慧虽产生于农业文明,却能为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提供合理视域。     

低碳经济的环境伦理意蕴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体现了人类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具有浓郁的环境伦理意蕴。它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从征服主义向生态文明、生产方式从工业主义向生态化生产、生活方式从消费主义向生态化消费、价值目标从环境利己向生态正义的深刻转变。     

论《老子》“自然”本位的生态伦理智慧

先秦道家经典文本《老子》,理论上提出"道法自然"的本根论命题,实践上沿循"辅万物之自然"的方法论路径,蕴涵丰富而深邃的生态智慧,其具体运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归根"—"复命"—"知常"的生态伦理意识链,"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生态平衡观以及"知足不辱"与"知止不殆"的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当下,挖掘、梳理、诠释《老子》殊于儒释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侗族日月神话信仰习俗与生态景观

从日月神话展开,对侗族远古记忆痕迹、原型象征、风俗习惯、信仰与神话遗存意义蕴含的关联及其对民族文化性格形成的影响作系统梳理。旨在说明:侗族日月神话信仰习俗所标举的"人本于天"自然观,与作为前理性和超验性神秘体验载体的神话遗存,其所蕴含的具有超前智慧性的生态生存理念,对于探寻解决当今生态存在危机之途,具有启示性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现代启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有益的原生态智慧。贵州的少数民族崇拜基本上是多神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尽管其生态直觉有相当大的朴素性、原始性和神秘性因素,但它是民族地区人民对自然、自我的把握和理解,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伦理视角,有利于人们在树立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建设生态文明起到有益的作用。     

老子自然哲学观中的生态伦理意蕴

老子的自然哲学观中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意蕴,主要表现为老子自然哲学观中"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观,"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和"万物自化"的生态社会观.研究它们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意义,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庄子之道与德的生态智慧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可以成为当今绿色发展的理论营养。“道”和“德”是庄子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态智慧。“道”具有本根性、整体性、同质性、超越性、自然性等基本特征,“德”是道赋予包含人在内的世间万物的内在自然本性。庄子之“道”与“德”中蕴含着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表现为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和内在价值论,顺物自然、无为为益、处物不伤的生态方法论,知足知止的绿色生活方式与生态消费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生态观与建设生态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融的生态观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古代先贤哲人的智慧，这种和谐生态观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具有积极意义。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新型生态观，应当把“以人为本”作为基本原则，以适度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生态意识，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灾疫伦理研究的背景目标?视域?方法——灾疫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上）

灾疫伦理学是对当代存在危机与生存风险的应对之学,它诞生于对生成当代频频爆发的灾疫之最终人为因素的伦理检讨。灾疫伦理学就是引导当代人类重建生态理性生存方式,通向“人与天调”之未来世界的桥梁。灾疫伦理学必须为灾疫防治和灾疫后生境重建与家园重建提供伦理方案。所以,理性审查灾疫伦理研究的生存背景、伦理目标、认知视域和探究方法,成为灾疫伦理学构建的奠基问题。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