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考虑分享契约的碳供应链减排决策机制

考虑由制造商和能源管理公司(EMC)组成的碳排放权供应链系统。面对政府关于碳排放量的限制以及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形成,处于下游的制造商需要投资减排以符合规制的要求,但过高的边际减排成本迫使其考虑寻求拥有较低边际减排成本的上游EMC来帮助自身减排。同时制造商需要对产品的价格重新做决策以将减排所取得的利润按一定的分享比例返还给EMC,进而使得EMC获利。本文对两种契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两种不同契约条件下的最优定价与减排决策主要依赖于两主体的边际减排成本及碳交易价格;分享比例的逐渐降低使得制造商会考虑其与EMC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值;不同分享契约条件下所产生的制造商利润的差值存在临界值,而对于EMC来说,利润分享能给其带来更多的利润值。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碳减排工作中,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目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于今年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并更新了技术条件,但是却存在较为严重的法律规范缺位现象.因此,我国亟须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碳排放权及相关许可证、交易主体、交易规则等基本问题,明示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运行.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

通过建立VAR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检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与样本行业股票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碳排放行业股票市场收益率与上海碳排放权市场价格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而且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相互影响,来自碳排放权市场的冲击在早期会造成高碳排放行业股票收益率的下降,但是随后很快会转为上升并持续保持正向影响,直至影响减弱为零.而对于低排放行业股票收益率,影响没有体现规律性.为提高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效率、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需要培育完善的碳价形成机制和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升级,并积极推动碳金融的创新与应用.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中防范企业逆向选择的演化博弈

在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免费分配过程中,企业逆向选择会导致政府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影响减排效果和环境治理,针对这一问题,以“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为建模基础,构建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博弈双方和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政府对谎报企业的罚金小于其监管成本时,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谎报碳排放量且政府不监管。为避免出现这种企业逆向选择却不受监管的不利局面,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手段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对谎报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从而实现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合理分配。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供应链企业间碳排放权共享协调策略研究

碳排放限制给企业运营带来了新的挑战,为实现供应链企业间碳排放权的共享协调使用,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研究政府碳排放限额下的供应链企业碳排放权共享协调问题,并与无协调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当制造商共享碳配额后,若供应商不再被政府惩罚,碳排放权共享能提高供应链的绩效。此时,与无协调的情况相比,需求量增加,供给价格降低,且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收益都增加。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减排技术投资的生产库存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国际共识。为此推出的减排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必将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探讨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减排技术投资对制造型企业的生产库存决策的影响, 基于Arrow-Carlin模型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动态生产库存模型, 分析减排技术投资可变时制造型企业的最优生产率、库存水平、成本、碳交易量与碳排放量, 并与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制造商倾向于减少碳排放, 出售部分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减少, 生产库存成本增加, 总成本下降;增加减排技术投资, 制造商会出售更多的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增加, 库存下降, 总成本进一步下降。     

碳配额约束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碳交易体系导致企业生产的成本构成和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基于博弈论方法采用古诺模型,对同行业中的双寡头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力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探讨碳交易约束对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影响,在研究中突出分析了企业碳强度的差异对碳约束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理论模型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模型结果与算例仿真结果显示:碳配额约束会对不同碳强度的两企业造成产量方面的影响,碳强度低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碳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当配额总量越紧张时,这种竞争力优势愈发凸显;而碳强度较高的企业,对碳配额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越敏感,在碳配额总量紧张时,过高的碳强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碳成本,大幅度减少产量,甚至被挤出产品市场。从整个行业的产量来看,碳配额约束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的整体产量有所影响,随着碳配额总量缩紧,行业的总产出减小,会给政策的制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减少排放之间寻求平衡,是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之一。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持续发展研究

针对北京市建设全国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目标,在分析北京市碳交易市场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坚持市场化导向,着力增进碳交易市场的竞争能力。最后从注重碳交易配额初始分配的公正性、改善碳交易的市场结构、鼓励扩宽融资渠道、推动市场形成均衡交易价格、不断增加碳交易情景方式5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北京市碳交易市场化的途径。     

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比较与借鉴

碳排放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国际两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以其各自独特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在碳排放交易模式、节能配额制度以及惩罚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作用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均衡的理论模型,对企业在实施碳减排政策前,以及实施碳减排政策后不同时期的均衡条件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研究不同政策条件下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差异。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对企业从事低碳技术研发具有激励作用。作为两种主要的碳减排政策,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税对企业低碳技术研发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前者的激励作用更大。     

中国碳交易的立法思路：基于欧美碳交易的立法检讨及其启示

欧盟区域性碳交易体制和美国地区性碳交易体制既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其不足,可为中国碳交易立法所借鉴.基于欧美碳交易的立法检讨,中国碳交易制度建设应建立强制性的地区差别化减排体制,采取灵活的市场手段;在减排阶段性目标的设置上,应与提高能效、推行新能源、利用碳封存技术等措施的推行协调一致,并注重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的运用,及时评估减排体制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构建公平的减排机制.     

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构建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京都议定书》对于附录1国家提出的强制减排义务催生了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由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开发,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巨大的国际减排压力,使得中国有必要建立本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障碍与法律困境,摆脱困境的对策是我国碳排放市场的构建要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与承诺相适应,在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之前,我国以自愿性减排为主,不宜出台强制性减排的立法,应通过法律机制的引导作用逐渐构建和完善自愿性碳排放交易市场。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零售商模糊库存模型优化求解

为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碳交易机制对库存管理中排放控制和成本优化的影响,用梯形模糊数描述各参数和决策变量,建立碳交易机制下模糊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和排放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决策下经济订货量的关系,讨论碳交易机制对模糊成本与碳排放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模糊模型能有效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模糊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考虑碳交易机制前后和仅考虑碳排放最小时的经济订货量不相同,适宜进行碳交易;碳限额增大能有效降低成本,对经济订货量和排放无直接影响;碳价与排放负相关,而对成本的作用则取决于给定碳限额的范围。     

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催生了碳交易,也诞生了碳交易市场。碳交易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新兴市场,兼具环保市场、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特点,这些特性导致各国政府需要对该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市场滥用、价格操纵、市场欺骗等现象,保障温室气体减排行为和市场行为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若干可从事碳交易的交易所,部分省份正在进行碳交易试点,碳交易市场机制及监管机制必须同时建立及完善。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体制和制度是综合的,监管主体包括综合经济管理、环保、能源和金融管理等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