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舆论曾就义和团迷信盛行的状况深入反思,遂认识到开展思想启蒙的重要和迫切。关于改造国民性、"开民智"、反迷信、改良小说戏曲等等主张,都是鉴于义和团迷信误国的教训而提出,反映出义和团运动给予思想启蒙的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报刊舆论,不仅可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启蒙兴起背景有更深切的认识,而且对近代启蒙与救亡不可分割的时代特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倡科学,批判传统,认为义和团是拳匪作乱,是迷信、宗教的产物。1924年以后,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对义和团重新评价,充分肯定其反帝国主义性质。陈独秀认识转变的主要原因是1924年兴起的废约运动。     

评卡柳日娜娅著《义和团起义(1898—1901)》

研究义和团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及其解放运动的发展规律。论述义和团的书籍为数甚多。关于这一题材的早期著作,当推著名的俄国汉学家、该事件的目击者A.B.鲁达科夫所著的《义和团及其在远东近代事件中的意义》一书(1901年版)。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在中国、美国和英国又先后出版了一些专门著作。然而,义和团这一题材远未失去其研究价值,而且人们对已出版的著     

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与路遥、周锡瑞教授商榷

对平原事件伪起因、知县蒋楷的撤职、平原战役以及对该事件的评价等方面,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现象.事实证明,平原事件不是教民压迫平民引起的;蒋楷被撤职,是他违背了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主抚政策而一味主剿的结果;义和团的平原战役不是“大捷”而是“大败”;从义和团的领袖人物、理论纲领、组织纪律和预期结果看,平原事件不是义和团“最后成熟”的标志.     

刘家福起义与衢州城乡的反教会斗争

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衢州府境内接连爆发了刘家福起义、衢州城乡反教会斗争.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场斗争.但是,由于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人们往往中将其混而为一,误认为是一次反教会斗争.直到最近胡绳同志在《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一文中仍说:“浙江西部江山、常山的群众反洋教的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群众占领了江     

庚子战前裕禄与袁世凯对反教会斗争的不同对策

1899年秋朱红灯起义前后,山东是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是年底以后,山东义和团渐趋沉寂,而直隶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对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人们作出了种种解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到山东接替毓贤后,对义和团进行了“疯狂屠杀”,使之遭到严重摧残,而裕禄在镇压义和团方面则不如袁世凯严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裕禄对义和团反洋教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

义和团事件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近年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义和团事件再度认识的潮流,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话语走向。沟通义和团事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媒介除却西方强势话语权力以外,还有将历史寓言化与故事隐喻化的途径。义和团的故事本身就有戏剧性,它隐括了经典悲剧的全过程,再现了悲剧的所有细节。自然灾难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点,对洋教洋人的妖魔化是义和团故事生发悲剧对立面的动力。暴力主义的复活,构成了义和团代言的农民式古典精神抗争近代强势力量的绝响。义和团运动还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参照物,其富有华北地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对近世以来大型的戏剧性群众运动有影响。     

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特征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舆情状况的非正常表露,其舆论的传播也呈现出非常态化的特征.本文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动态和舆论形态两个维度的具体分析,清晰呈现出群体性事件中的各舆论要素的互动关联及其对舆论消长更迭的影响,揭示出群体性事件中舆论形成和传播的特殊性,从而为今后的舆论引导提供参考.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贾府世仆赖家的兴盛谫论

贾府由盛而衰 ,大厦倾倒。与其相反的是 :赖家虽为贾府的世仆 ,因其在贾府管家时间长 ,权势重 ,善于拍马逢迎主子 ,钻了贾府管理混乱的孔子 ,渐次发迹 ,超越常人 ,最后连主子也要向其乞借遭冷遇。这一主仆贫富易位的典型事例给世人留下颇值得深思回味的人生课题。     

对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现象,分析了在高校中,学生学费、宿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重及学生欠费问题给高校办学带来的不利影响。指出制度不健全、家庭贫困、就业因素、观望心理等因素是目前高校学生欠费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解决高校学生欠费问题的对策是:建立健全一体化的收费管理体制;解决国家助学贷款问题;严格执行学生收费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