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新注释本的创造性实践——评刘毓庆教授编著《诗经图注》两卷本

中国的《诗经》诠释学，有2000多年历史。从汉代至清末，传统的《诗经》诠释学著述，据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约有2000余种，大部分已经亡佚；而据各类大型丛书的编录和中外各图书馆馆藏目录，现存《诗经》古籍仍有600余种。据……     

方玉润及其《诗经原始》研究述评

在梳理近百年方玉润及《诗经原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方玉润生平及著述研究、《诗经原始》版本、文献研究、诗经学特色及诗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和研究进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提出了《诗经原始》研究发轫期、高峰期、转变期、成熟期的基本时间分期。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阿城在一九九三年第八期《读书》杂志上撰文，介绍台湾学者李辰冬先生对《诗经》的研究。李辰冬二十多年来坚持己见，一反诗三百篇是五百年“诗歌总集”、“民歌总集，的看法，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这一...     

《诗经》“名+是+动”句式初探

《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对《诗经》的研究上,历代都有著述,但大都侧重于词义的训释上,对其句法还缺乏研究。本文试对《诗经》“名+是+动”这一句式作一粗浅的探讨。 “名词+是+动词”这一句式,在《诗经》中较多,据统计有七十多个。对这一句式,前人大多未有论及;有的虽已论及,但多认为是宾语前置式,这无疑是片面的。因它不完全是宾语前置式,具体来说有三种用法: 一、“主语+是+谓语”式 在“名+是+动”句式中,名词作句子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

《诗经》不劳孔子“补缺”许廷桂刘操南先生在《孔子删〈诗〉初探》（《杭州大学学报》第１７卷１期）中力主孔子曾对《诗经》“去其重”，作过重新编订的工作，并强调对《诗经》的缺失作了大量增补．该文在引进《史记·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后...     

创造性的《诗经》研究——《诗经主题辨析》评介

千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家族”可谓“人丁兴旺”。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合鸣、李中华先生合撰的《诗经主题辨析》(上、下卷),凡八十余万言,无疑给《诗经》研究家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是《诗经》研究领域新的可贵的探索。《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它产生迄今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流传人口,讽诵不衰,并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汉以降,《诗经》研究从未间断过,学者云集,著     

《孔子诗论》与戴震的《诗经》研究

戴震反对前人舍《诗序》而论《诗》,以毛、郑为“陋儒”,定郑、卫为“淫诗”的作法,肯定了《毛诗序》为子夏之学,即使非其亲为,而其中之师承当不诬;并且认为,“变风变雅”也如“正风正雅”一样,同样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与“里巷狭邪”,淫僻烦惑之事毫无关系。由今日出土的材料可见,戴震所言与《诗论》的意旨极其相近。以《孔子诗论》与戴震治《诗》的基本观点作比较,说明了戴氏的《诗经》研究著述对今日的《诗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诗论》也为研究戴震的治《诗》成就出示了证明。     

《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赵庆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注释评讲，名家辈出，但古人说《诗》，大多侧重于诗教和训诂。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则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主张“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他说：“六经...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诗经》之“荼”字考证

文章针对茶文化论著中对《诗经》有关诗句的错误理解，从字源学、名物学、植物学、文学文本等角度对《诗经》中有关的诗句进行剖析与论证：《诗经》中“荼”字不是指“茶”，而是一种“苦菜”。茶文学的源头不应在《诗经》时代。     

《毛传》《郑笺》的训释差异与《诗经》的文本异同——以《诗经》“逑”“仇”为例

《毛传》和《郑笺》的训释常常有异。关于差异之由，前人多归因于郑玄据三家之说易毛。但现有研究已指出旧所谓之三家学说多有不可靠处，促使从新的角度思考差异之因。以毛郑对《诗经》中“逑”“仇”二字的训释为例，全面考察传世与出土材料，梳理“逑”“仇”的形义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历程，可知毛郑异解实是缘于所据《诗经》文本不同所致，并受到了“逑”“仇”常用义项变化的影响。     

《诗经》狐意象发微

统观《诗经》中写到“狐”的九篇诗歌，《诗经》狐意象可以分为原生态的、象征性的和艺术化的三个层面，但三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对相关诗篇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宗教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与体现上，《诗经》狐意象的内涵丰富多彩。     

《说文》解“隰”有误——《诗经》“隰”字考释

《说文解字》云:“隰,阪下湿也。”考《诗经》共出现“隰”字26次,涉及15篇诗。据诗意可证,“隰”是山坡下的平地,可植树,可种庄稼,并不是山坡下的湿地。考历代研究《诗经》者对“隰”字的解释,均承《说文》之误而失当。遍查现行的各种字书,对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诗经》的抒情特色

我国最古老的抒情诗集《诗经》，“是一个丰富而纷繁的感情世界”。文章通过分析，指出《诗经》中不同的抒情特色，或者“为情造文”，情感真挚；或者“快利畅达，强烈饱满”；或者“缠绵诽恻，沉郁顿挫”，对《诗经》的现实主义抒情特色及其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诗经》音乐结构探微

《诗经》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第一部音乐著作。从"音乐学"角度入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研究方法,对《诗经》的音乐结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初步的探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诗经》句式以四言齐言为基本句式,兼有从二言至九言不等的长短句,主要是由《诗经》音乐的物质性因素、长短句与齐言的协调配合因素以及抒情性因素所决定的;《诗经》以三段体为主要格式,其形成与《诗经》本身的音乐性有紧密的关系;《诗经》的曲式可重新归纳为同一曲调反复、主附结构、主副歌体、联缀体四大类十种曲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