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宋代编辑繁荣的原因

宋代是封建社会全面成熟的时代。基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宋代的编辑事业出现了空前昌盛的局面。宋代编辑繁荣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书籍编辑出版的渠道多,发行范围广。宋代形成了编辑出版的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和坊刻。国家中央和地方各政府机关所编刻的书籍多为经典、历史、医学等书。家刻是私人出资校刻书籍,其书大多是正经、正史、诸子、文集等。同时民营的书坊、书肆、书籍铺刻书出售之风也空前发展。坊刻分布更广,全     

古代江浙戏曲刻本述考

中国古代戏曲刻家,起于元,盛于明,继于清。明中期之后,戏曲刻书重心移至南方。浙江继元而盛。江苏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江苏金陵（今南京）,书坊林立,蔚为大观。清代戏曲刻书继明而盛,官刻与私刻的曲谱、曲选、汇刻等空前繁富。本文按照各主要戏曲版本的刻家、分布、历史、刊本名目等情况,对江浙一带的刻本加以介绍。     

徽州刻书与徽派版画艺术探议

徽州刻书约起于唐末至五代时期,盛于明中叶,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为徽州刻书最为辉煌时期,至清中期渐渐衰微。徽派版画是源于徽州刻书中的插图艺术和墨谱,它由刻书和制墨的兴起、鼎盛、创新,逐渐形成独立的版画体系。徽派版画在我国版画艺术中,是一株引人注目的奇葩,无论其镌刻之精、遗存数量之多、艺术价值之高,皆精于其它派别版画。     

明代苏常私人刻书谈

明时域内私人刻书盛行,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刻书中心。明学者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致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古时江苏称吴。明代这里私人刻书者很多,大多集中在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包括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所辖地区(下称苏常地区)。明时这里私人所刻的文献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值得探讨。     

论《新安文献志》的文献价值

明代徽州学者程敏政编撰的《新安文献志》10 0卷 ,15 0余万言 ,是一部大型的介绍徽州人文历史的文献专辑。书中所辑之文 ,从不同侧面分门别类、介绍了徽州历史上足以垂范后世的各种代表人物 ,其中重点介绍了朱熹及其学说对徽州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 ;同时介绍了徽州山川之美及徽州人热心建设家园的义行壮举 ,突出了人杰地灵主旨。前人评此书“荟萃极为赅备 ,自明以来推为钜制”。 (见《四库提要》)本书保存了大量介绍徽州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极可宝贵 ,是我们今天研究徽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徽商之德与晋商之德

徽商是徽籍人商帮，唐宋以後，“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连续两度造成徽州移民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以当时的徽州耕地状况和生产力水平，几是达到饱和，於是民众生存空间更小，徽民们“非经营四方，绝无生治策”。於是“天下之民寄命於农，徽民寄命於商”。正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徽商遂在南宋时开始形成。但早期的徽商还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山林盛产的茶、木、瓷土等换取徽州所需的粮、布、盐等的缺盈互补贸易，明以後徽商才得到大发展，不再局限於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而是面向全国，经营规模也越…     

试述以国子监为中心的宋代国家刻书业

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家刻和坊刻三大体系,这里仅以国子监为首的官刻图书事业略加论述: 国子监是两宋时期的封建教育管理机构,国家最高学府,掌以经术教授诸生、荐送学生应举之事,同时又负责刊刻书籍等有关图书事务。国子监刻书校勘精,质量高,范围广,数量大,它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刻书中心。     

民国时期旅沪徽州人团体“徽社”研究

徽州人历来旅居在外者多,民国时期犹然。旅外徽人常有同乡组织,有的以徽州商人为核心,有的以徽州学子为核心。"徽社"是一个由旅沪徽州学子组成的同乡团体,成立于1923年,以联络乡谊、改造乡土为目的,并与皖籍名人胡适、陶行知有着联系。以其机关刊物《微音》为中心考察徽社成立与发展的相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旅外徽人游离于家乡与都市之间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能发现徽社在异乡发挥的旅外徽州学子身份认同、社会交往的功能。     

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

金陵是明代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刻书出版业在明中叶后持续繁荣,出现了很多同一姓氏的书坊主,形成了不同的家族刻书群落,如周姓、唐姓等。根据各家的载录与现存一些文献材料,对明代金陵地区的周姓书坊主及书坊进行了梳理、辨疑和补充,为分析金陵地区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     

书店

书店即售书的商店。“书店”之名源于清。在此之前亦称书局;古代则叫“书肆”。书肆”之名始于汉代。还有叫书林”、“书铺”、“书棚”、书堂”、“书籍铺”、“经籍铺”等名的,既刻书,又卖书。古代亦有直呼字号的,如“富文堂”、“养正斋”、“鸿运楼”、“崇文阁”等。这些名号,除统称为“书肆”外,宋以后也统称为“书坊”。“书店”之称,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书店@申村     

古代藏书的一种重要类型——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始于唐代书院(通常也称“精舍”或“精庐”)制度形成于宋代,但书院的名称早在唐代就有了。唐代的书院主要是校书、藏书的机构。《唐六典》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待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唐代除官方设置的书院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也为数甚多。从《全唐诗》的诗题中见到的,有“费君书院”(杨巨源:《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卷三三三)等十一所。见于地方志的有十七所,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最早应推“张九宗书院”,“在     

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理学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书。大量材料表明,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版本学家。     

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     

李渔传人沈心友述考

沈心友作为李渔的传人,得到妇翁言传身教,能诗能文,目前已发现有二十余篇作品传世,首先是编书评书的好手,才成为刻书印书的内行.其先是协助李渔创建并管理翼圣堂——芥子园书坊,后来则独立主持经营杭州与金陵抱青阁书坊.其在经营刻书业的过程中,继承了李渔的特色书策略、畅销书策略、新书预告策略、家族传承策略,为清初刻书业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位颇有作为的书坊主人.     

成都唐才子雍陶诗校补

晚唐才子,成都人雍陶大和八年进士及第,终官雅州刺史。两唐书虽未为其立传,但《唐诗纪事》《云谿友议》《鉴戒录》《唐才子传》均载其事迹。作为诗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高丽佚名学者将其十首七律选入《十抄诗》里,其七首在中土已散佚,属吉光片羽。之后又有名僧子山编成《夹注名贤十抄诗》一书,注文所引经、史、子、集诸文献亦有一些散佚之作,今成辑佚者之资粮也。释子山夹注被后人讥为多“鲁鱼（亥豕）之讹”,今据他书比勘,删衍文,补夺文,匡讹正误,使之更臻完善,更好还原、理解雍陶诗,更有益于中外学术交流。     

李渔为金陵翼圣堂书坊主人考辨 ——与《李渔与翼圣堂、芥子园书坊 关系考辨》一文作者商榷

“金陵翼圣堂是明代就有的名肆”这一说法存在诸多疑点,故据此断定李渔与清初翼圣堂属于合作关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李渔《与魏贞庵相国》书证明其多年雇佣刻工刻书;“门开书库绝穿窬”乃李渔的“诗家语”,书库即指书坊;《资治新书》初集卷首所载李渔的《征文小启》说明等资料,证明李渔自述移家金陵后的书坊名翼圣堂,李渔就是清初金陵翼圣堂书坊的主人。     

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我国监察制度的起源

监察官吏历代皆为御史。御者,侍也,进也;史者,官也。所谓御史,意为侍帝左右司进御之官。考证“御史”,并非设置之始即为监察官。刘师培在《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中写道:“御史之职在周代之时亦属微官,惟邦国之治,万民之令,均为御史所掌,复兼摄赞书之职,以书从政之人,与后起居注略同。战国时秦、赵皆有御史,亦属未僚。盖御史训为侍御,犹言侍史,惟居斯职者得以日亲君侧,故至秦,即为尊官,与丞相并,复改称御史大夫。”可见,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的私家刻书群体特征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私家刻书群体,取得了较大的刻书成就.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特征主要有:其一,家学渊源的世家望族,造就了一批私家刻书群体;其二,官宦学者、名宿乡儒是私家刻书群体的主流;其三,刻书家群体的出版理想与文化追求促使刻书家群体的崛起.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群体的文化贡献主要有:一是搜求、辑刻、保存古代典籍,传承学术文化;二是创作和传播优秀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发展;三是精刻细雕,改进提高刻印技术,促进了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