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诗人对杜诗的谚解与批解

《杜诗谚解》是朝鲜最早用朝鲜文注释汉文的翻译诗集,其初刊本与重刊本的出版和普及,在朝鲜儒家文人心中树起了杜诗作为"诗史"的地位;《杜诗批解》系朝鲜人在普及杜诗时取得的第二个重大业绩,在吸取中国一百余人的杜诗注释考证成果的基础上,以非凡的勇气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学术见解,指正了前人注释杜诗的某些不足的谬误。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试论杜诗历史性叙事的诗学价值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杜诗宏大的历史性叙事的基本特征 :1 在题材上注重选择反映民族兴亡的宏大的历史题材 ;2 在叙事方式上采用司马迁《史记》中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 ;3 在叙事手法和修辞技巧上向史传等叙事文学的借鉴。本文认为 ,杜诗作为“诗史”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体现在杜诗具有一定的鉴知与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又由于杜诗的“虚构”特性 ,从而又使杜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这正是杜诗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     

《集杜诗》又名《文山诗史》探源

文天祥的《集杜诗》200首,又名《文山诗史》,历来少有人关注。就《集杜诗》溯源,可以看出其对南宋灭亡原因的思考、对南宋末几代帝王的真实记载、对有节义大臣和将士的批评与讴歌,再现国难中将士的英勇斗争形象。梳理《集杜诗》与《指南录》《指南后录》文本,时见其序文的互补性:《集杜诗》序弥补《指南录》《指南后录》未载之东南沿海战斗,《集杜诗》有关北行途中之诗与《指南后录》相互辉映,《集杜诗》序文有意为师友、亲人和自己立传等,从而印证不愧为"诗史"之称号。     

杨慎、王夫之与“诗史之辨”

历史上,并非所有的人都为“诗圣”杜甫的诗叫好,也并非所有的诗论家都对杜诗为“诗史”说投赞成票。杨慎就是显例。其《升菴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杨慎将“诗史”说归于宋人的发明,可能是依据宋人所撰《新唐书》,《新唐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诗史管窥——从杜诗反映“安史之乱”谈起

我国古典诗歌被誉为诗史者,惟独杜诗。杜诗系诗史之说,从唐代的孟棨到解放后的文学研究者,都曾有人提过。这个论断,可惜至今还没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论证。有的古人,誉杜诗为诗史,旨在要证明杜甫对君王有着推见至诚,毕见忠信之殷。其言诠落入儒家窠臼,名似肯定,实则揶揄。基于上述原因,探索并论证这个论题,阐发诗史之真谛,尚属必要。既是诗史,顾名思义,当然首先还是诗,然后才又有史的某些特点。诗者,缘事而发,时代的风云,战争的烽火,生活的磨难,激盪于胸中,而形之于笔端;史者,忠实记载耳闻目见的事件、人物,具有连贯性,并赋以诗人的评价。诗史是设譬而言。据此,可以把一部杜诗作为唐代盛衰史、唐代人民血泪史、“安史之乱”战争史来读。杜     

史的价值 诗的意蕴——汪元量“诗史”探微

宋末遗民汪元量的诗歌记载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誉为"宋亡之诗史",具有"载正史之未载、补正史之不足"的史学价值。而汪元量用形象的手法反映一代之历史,其"诗史"亦具有诗的意蕴和美学价值。与杜甫"诗史"相比,汪元量的"诗史"明显带有自己所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     

解读“诗史”精神

千百年来,杜诗学的研究者们在对“诗史”的阐释中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其一,在一定程度上将“诗史”等同于史籍、史料;其二,认定“诗史”乃是自觉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样板。本文旨在辨析此两种误解,揭橥诗史精神的实质,进而探察并阐述诗史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意义。文章认为：既不能仅仅把诗史等同于史料,也不能把诗史视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诗史”乃是诗人以仁者心观照当下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的具有天下意识和忧患意识及其相应艺术特征的“第一等真诗”。当今诗坛所缺乏的正是此一“诗史”精神。时代固然需要个人化的独语性的小诗,然而更加需要的是能够反映时代脉搏的、与核心文化价值相系的大诗。一个拒绝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的诗坛毕竟是贫乏而病态的诗坛     

论杜甫诗歌的大乘悲怀与家国观念

杜诗民胞物与、爱及天下的悲悯情怀,超越了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阐释范畴。杜诗中最具“诗史”风貌的纪事诗、纪行诗所展现的为民请命、热爱生灵的品格,以及一生执着的济世之心与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深契大乘佛教不住涅槃、关注人间、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精神主张。杜诗由是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与时政的狭隘,蕴藉着铺天盖地的气力,呈现出大慈悲、大关怀的气象,无愧“诗史”盛誉。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于湖词与庄子美学精神

南宋词人张孝祥的于湖词汲取庄子美学精神,其内涵表现为:对庄子"逍遥游"之旨的追求;于湖词风的旷放傲岸充溢着对主体价值的崇高体认;具有顺应自然、养生怡情的生命意识.庄子的艺术精神造就了张孝祥于湖词独特的美学风貌.     

浅论叠字在杜诗中的运用

杜甫作为唐诗的集大成,作为一位精心于近体诗创作的诗人,其诗歌创作中的修辞也是杜诗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对杜诗中立字出现的次数、频度、对前人的继承、叠字和音乐的关系等方面的考察,揭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内在技巧和规律。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竹枝词”的文化意义

"竹枝词"是受民间歌谣影响而形成的诗体,自文人争相仿作,逐渐普及之后,成为表抒历史情感、文化观念、社会思想以及乡土意识的习用形式。其中保留的社会史料、民俗史料、少数民族生活史料,都有丰富的内容。反映妇女史的诗作,也包涵极有价值的文化信息。"竹枝词"可以看做能够从不同角度多方位反映社会历史文化面貌的全景式画卷。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论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的延续与新变

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仍然延续并发生了新变,这种新变体现在诗人的主体精神层面、艺术审美情趣以及作品的内容、艺术风貌等诸多方面。这类诗歌突破了传统的“玄言诗”义界,展现出新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面貌,可称为“玄思态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引起重视的文学现象。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