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历史变迁、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征收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历史变迁,呈现出征地补偿理念匹配地权制度、征地补偿行为凸显行政逻辑、征地补偿标准偏离土地价值、征地补偿立法迟滞化碎片化等制度逻辑,这种以"牺牲小我""服务国家"为导向的制度逻辑暴露出不合时宜的诸多弊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树立以人为本的征地补偿理念、推进农地征收补偿法治进程、确立土地征收补偿市场标准、健全失地农民参与协商制度,不失为推进农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创新的路径选择。     

论农村土地征收与农民权益保护

国家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与农民财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冲突。因征收活动中公益目的泛化与征收程序失范，国家的征收权容易被滥用；加之补偿标准偏低与保障制度缺位，使农民的财产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成为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此，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严格区分农地征收中的公益目的和非公益目的，规范农地征收的程序，解决农地征收中的公平补偿问题，强化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救济，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等。     

农地征收与供应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地征收出让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三农"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样本县市2006—2011年间农地征收与出让中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尽管国家不断地提供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但农地非农化征收与出让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收益占土地出让收益比例偏低,约在3%～16%之间,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份额在75%以上。其根源是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是以农地的农用价值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及其集体,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机制需要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从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缩小征地补偿范围、市场化补偿、实物性补偿、失地农民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     

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利益冲突的演化博弈分析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农地征收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研究,分析两群体的复制动态与演化稳定策略,以及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在和谐征地中的收益大于剥夺征地中的收益时,(合法征地,顺从)是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当地方政府和谐征地中的收益小于剥夺征地中的收益,且失地农民在剥夺征地中的收益大于冲突征地中的收益时,(违法征地,顺从)是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当地方政府和谐征地中的收益小于剥夺征地中的收益,且失地农民在冲突征地中的收益大于剥夺征地中的收益时,(违法征地,抵制)是博弈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和谐农地征收的相应政策建议。     

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公益征地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广州万亩果园征地问题调查

广州万亩果园"只征不转"征地模式给未来农地非农化政策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一是缩小农地国家征收的实施范围,放开农地直接入市非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实现农地非农化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相结合,让农民能有机会直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二是提高因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税费,逐步缩小农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民土地国家征用得到的土地补偿之间的差距;三是把农地集体转用与土地股份制结合起来,壮大新集体所有制经济,保证农村集体各层级间及村民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论农村土地制度的突出矛盾与改革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分户承包经营与产业化集约经营、征地的强势性与农户保护土地弱势性、流转的自发性与土地收益的不确定性等矛盾.推行农地股份合作制,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完善农地征收制度,规范征地行为,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流转,能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利益,有效促进新农村建设.     

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

清晰界定农地产权体系构成以及单项权利的主体归属,科学测算单项权利的功能价值,剥离单项权利之间的价值交叉,据此确定征地补偿标准与收益分配,实现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同时,农民行使不同类型的土地处分权会诱发农地权利的差异化变动,造成农地权利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产生事实上的分割共享或者权利归属主体发生彻底转移。另外,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是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利,理应作为遗产被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亦会导致农地权利主体归属的转移。因此,在土地征收时,其他单位、个人通过市场交易或者继承获得的农地权利会随之丧失,他们应享有征地补偿收益分配请求权。故而,充分考虑土地处分、土地继承对征地补偿收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亦是农地产权制度与征地补偿制度关联互动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     

论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首先分析了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包括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农民利益受损；征地范围过广，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征收土地补偿标准过低，土地征收规模失控等等。在此基础上，结合目前学术界关于征地制度改革模式的讨论，提出了我国征地模式改革思路，包括非农建设用地一级流转方式，土地使用权的征用范围，土地征收、征用及出让主体的划分，土地补偿或买卖价格的确定等内容。     

再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之缺陷及完善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几经变迁,但仍存在征地补偿的一次性与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长久性相冲突和征地补偿的可衡量性与土地生存保障及其他价值的不可衡量性相冲突的问题。同时,该制度还面临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与农地“三权分置”的反向冲击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土地二元所有制长时期存在的背景下,未来征收补偿制度的发展应当引入土地发展权,研究清楚农地增值的根本原因,并以补偿的持久性和完全性为原则来指引补偿的项目、形式、标准以及给付方式。     

论征收与征用概念的界定

我国的征收和征用存在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制度之间不能协调统一的不足。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完善我国征收和征用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第20条和第22条,在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前提下,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过程中形成、发展,具有很强的宪政精神。但在学界征收与征用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使用非常混乱,需要以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加以澄清。     

耕地产权残缺成因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的规范分析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完整的产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然而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却只能以限制农民耕地产权的方式来保障粮食安全。分析了我国目前耕地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和历史的过渡性，并在理论上解释了这个现象。     

不动产征收客体之反思——以不动产债权征收为分析对象

现行立法对不动产征收客体的界定呈现出偏狭的面相.承认债权之不动产征收客体的法律地位不仅具有理论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而且也是传统不动产征收向现代不动产征收转变的应然诉求.对不动产债权征收补偿,应确立普通债权与特殊债权补偿的二元范式.不动产征收人应对特殊不动产债权人遭受的预期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损失给予补偿,而普通不动产债权人遭受的利益损失应由债权人与债务人依《合同法》第117条或公平原则处理.将来不动产统一征收立法应纠正传统不动产征收客体之缺漏和偏狭的弊端,积极回应现实诉求和顺应现代不动产征收的世界发展趋势,对不动产债权征收作出科学的制度设计.     

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法律根源及因应对策

产业转移承接地企业和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导致农地土壤污染加剧,其根源之一是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通过寻求产业转移承接地农地土壤污染加剧的法律根源,找出制定法律的因应对策：国家应当强化企业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健全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设定多元制裁与救济手段,完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扩大农民参与范围,健全农民环境参与权;增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刚性,科学承接产业转移,切实防范污染转移。     

关于闽台农业合作中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的探讨

土地对农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保障闽台农业合作中农民合理的土地权益,对深化两地农业合作意义重大。由于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完整以及农民自身保护能力较弱等原因,致使合作中农民的土地权益遭到侵犯。为此,应当通过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农地租赁市场、创新农地合作模式以及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方式,来维护合作中农民正当的土地权益。     

房屋空置税征收的法律考量

空置税征收是房地产调控的良性手段和有益措施,与存在争议的房产税和物业税相比,空置税更具有正义性和必要性。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应在正确理念的指导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法律规定,确立空置税制度,从而增加空置者的持有成本,抑制投机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公平正义目标。     

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的大庆市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研究

以大庆市为例,探讨将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于基本农田建设规划设计,为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提供依据。本文结合大庆市区农用地分等自然等指数、农用地的区位条件和农用地的连片程度,建立逼近于“理想点”的加权排序模型对耕地进行综合排序,按耕地的综合排序顺序应用末级淘汰制遴选基本农田。充分考虑到大庆市区石油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点,结合市区城市发展趋势对初步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了两次调整,最终确定基本农田保护率为80．14％,保护规模为112642．2hm2,并应用GIS软件绘制最终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图。     

农地流转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皖、浙两省413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影响农地流转价格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构建农户资产配置模型和结合实地调研经验,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提高流转收益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土地经营内容、流转约定年限以及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农地流转价格有显著影响;此外,经验证据进一步表明,入股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助于降低流转的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切实保障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     

农地制度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农地制度是由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农地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农地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农地外在制度是人为设计的;农地内在制度应用的灵活性与外在制度应用的确定性;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实施的差异性。如果人为设计的外在制度不能适应内在制度的要求,则外在制度的效率会下降,我们设计的农地外在制度要能够有效实施,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农地外在制度能够与内在制度相适应。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激励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财政分权和税制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效用函数发生偏离。同时土地产权不清晰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地方政府受现实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而滥占耕地，导致地方政府目标激励的偏差。本文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中的激励和相应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