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体验

在“五四”的文化语境中 ,启蒙者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已经成为主导话语倾向 ,时代的发展趋势决定在现实的话语环境中不再容许人们对传统文化抱有任何幻想。对于提倡新文化的先驱者来说 ,存在的不是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取舍的矛盾 ,而是批判的彻底性和如何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问题。然而 ,启蒙者作为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坚决批判者 ,但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之间 ,却存在文化角色的边际性矛盾     

论五四知识分子从“医国”到“医人”的精神嬗变历程

五四知识分子在“医国”思想的支配下走出了国门,他们在初期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学习文学。然而,随着异国体验的加深和自身精神的发展,他们开始转向文学,从“医国”走向了“医人”。在文学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直接走上文学之路正是“医人”思想影响的结果。梳理五四留学生的这一精神历程,并分析五四精神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的影响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种破坏性的治疗。     

"厥维科学"与"经典重造":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与现代文化场域及相应的知识话语的建构密切相关。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确立的标志。“厥维科学”是“五四”文学最核心的理念。“经典重造”代表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欲以文学创造达到文化生存的审美主义文学目的论和文化自觉。     

“五四”时期王光祈与瞿秋白社会改造思想比较研究

王光祈与瞿秋白都是“五四”时期主张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二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造思想完全不同。王光祈的社会改造思想建立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主张通过非暴力、非政治的改良手段改造社会;瞿秋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变成为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二人对母亲死亡经历的不同心理归因导致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差异外,对“五四”时期涌入的各种思潮的认识不同是造成二人思想分野的根本原因。王、瞿二人社会改造思想的演变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文化改良和政治革命的思想分流,政治革命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是被瞿秋白和王光祈式的“五四”知识分子集体取舍的结果。     

"革命"之途: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鲁迅瞿秋白比较论

鲁迅与瞿秋白分属“五四的一代”和“大革命的一代”,他们具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及早年经历;在现代中国“革命”路径的选择中,鲁迅一生坚守文化批判和思想革命的入世向度,瞿秋白则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并为之献身;作为现代中国的两位杰出人物,鲁迅和瞿秋白的主体世界具有勃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性,表现出“战士”气质和反思性特征,他们以各自的入世方式承负沉重的社会担当。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探求的痛苦与痛苦的超越——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心态

“浮士德精神”可以借来描述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探索型心态。浮士德作为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精灵的化身,概括了永不满足、不断探索真理、在理想的精神境界中俯视现实的知识分子性格。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除了某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外,还流动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血汁,闪烁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即便是与叛逆型知识分子相比,这种探索型知识分子仍有其自己鲜明的特质:他们更多地沉湎于理性的理想意象之中,缺乏行动,对现实有更为冷静的理性批判精神,犹豫寡断,等等。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探索型心态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避祸趋福与扬善抑恶:明清泰山信仰中的大众心态

明清时期,帝王朝拜泰山退居次要地位,而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成为最重要的泰山信仰载体。那些来朝拜泰山的民众都是有所“求”而来,他们希望“避祸趋福”、“扬善抑恶”,香客的祸福善恶观念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的希望与对幸福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公正的善良愿望,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关注是一致的。民众祸福善恶观念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儒家思想与文化规范着民众的心理结构与大众信仰心态,并且成为民众祸福善恶的具体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民众信仰心态来考虑,很难分析出民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与儒家等三教文化只不过是一元文化下的不同表现形态。     

“五四”时期两个特色鲜明的伟大爱国主义者—鲁迅与郭沫若

“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最广泛、最伟大的爱国运动。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主义知识分子,鲁迅与郭沫若则是其中最伟大的代表。他们以其对振兴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先后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革命知识分子的旗帜与导师。     

“文化革命”：瞿秋白文化思想之匙

“文化革命”思想连接了作为革命家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是其“士”之文化情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品格相嫁接的产物,是当时思想界对文化革命问题最为深入的探索。“文化革命”思想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态史上的生动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瞿秋白文化思想,乃至思考现代中国的国家、革命、文化、知识分子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崭新视角。     

论"五四"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命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 ,“五四”作家理想主义的乐观转瞬即逝。他们从对人生的失望坠入悲观乃至绝望 ,这种情绪影响了他们对自我人生的把握。在对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反复思考中 ,“五四”作家毅然打破了“苟活”的古训 ,大大加重了生死天平上个人自主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分量 ,表现出“五四”作家对个人价值特别的珍视。     

山东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纪要

山东大学于1989年3月15—17日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余篇,集中就“五四”精神与实质,“五四”传统与知识分子、“五四”人物再评价,“五四”运动与新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下面是讨论观点的纪要。     

危机中的“思”革——知识分子与五四

五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发展。在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反思”为主线，描述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反思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子反思五四及反思五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人”启蒙角色的转换及文化反思

“五四人”作为本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化阶层，其角色定位决非我们以往学术研究中的习惯性理论预设———一成不变的启蒙者。实际上，他们既有一个由传统文化精英向近代启蒙者转变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启蒙者转变为被改造者的过程，而且二者之间相互纠结，很难理清。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滥觞于学界的“知识原罪意识”，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他们曾想灭掉汉字

“五四”以来，中国一些激进的、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认识的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文化阻碍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传播，认为中国文化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当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是北大的名教授，是我党早期的奠基人之一。     

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

面对多元化价值体系及西方主流文化入侵的挑战,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要求,以开放的心态加以弘扬与创新,是摆在中国高等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一代代知识分子去努力。作者结合“五四”文化精英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就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进行探讨和分析。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