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的“骂”与“谑”

苏轼有才、有识、有胆。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9 《答洪驹父书》)曾敏行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苏辙说,苏轼作诗为文“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确实,苏轼的诗文多有寓讽于骂或谑的。“骂”、“谑”、“讽”是苏轼诗文战斗性的统一内涵,也是苏轼诗文的艺术特色之一。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宋代石刻著录书与所著录石刻的价值

一、宋代的石刻著录书 传统金石学盛于两宋,元、明顿衰,至清又复盛。两宋时收集和研究金石文字者,其中不少人孜孜看矻矻,终其一生,心力尽萃于斯。如北宋刘季孙,赵明诚曾说:“迩有刘季孙景文者,知名士,与余先公有旧。家藏金石刻千余卷,既没,其子不能保,为一武人购得之”。苏轼有一篇上书朝廷的《乞赙赠刘季孙状》,说他“性好异书古文石刻,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试论明清时期古代文论“养气”说的理论发展

明清文论的“养气”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全面发展和丰富深化阶段。这一时期“养气”说的重点集中在明道积理、读书积学和临文创作等主要方面。明代家濂等人论“养气”。提倡儒家道德修养和理论修养，有重道较文倾向。清代魏禧等人结合“气”与“才”“理”等关系论“养气”，表现出向唐代韩愈道艺双修的“养气”说的复归。何绍基等人将“明道养气”与培护“真性情”联系起来，重发扬创作个性，是传统“养气”说的深化；明代许学夷、谢榛，清李重华等人发展了宋元以来的读书积学以“养气”之论，重视作家性情品质的陶冶和艺术可能的锻炼，突出了“因性以练才”和“习亦凝真”的思想；明清文论“养气”论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向临文创作回归，沈宗骞、章学诚、林纾等人都结合文章气势的创造来论“养气”，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古代文论中“文”及其相关诸范畴史论

古代文论中“文”及其相关诸范畴史论陈彦烽，李畅友“文”在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应用极广的范畴，同时还有一组与之相近的范畴（如：言、辞）和相对的范畴（如：情、志、意、质、道、理）。这套以“文”为核心的范畴体系在古代文论中主要用来表述关于文学形式和内容及其关系...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两宋编辑出版事业研究

两宋编辑出版事业研究章宏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赵宋建国之后，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将兵权、政权、财权集中于朝廷，在文化上却实行宽弘的政策，对士人持尊重与宽容的态度②，稽古右文，扶助文教事业，多...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论羌族作家余阙对元代文论的贡献

元代文论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较为薄弱的一环 ,却又是联系唐宋文论与明清文论的纽带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余阙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 ,但他的文论对整个元代的文论有着深厚的影响。他对前代文论有因有创 ,有承有传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文论发展的大概。既强调“质” ,又不忽视“文”的文质观 ,逐渐摆脱了“论文派”与“谈理派”的偏颇 ,倾向于二者的调和 ,而其“文弊当革”的进步文艺发展观 ,更是他的创新之处 ,这一理论的提出 ,对当时文坛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段玉裁汉字研究的量化分析——以《说文解字注·糸部》为例

段玉裁运用考据学、校勘学的方法和他的文字学语言的正确观点,参核两宋以前群书所引《说文》大徐本为底本,综考小徐本及其它本子,对《说文》进行了大量的、精审的增删改订的工作。以《说文解字注》“糸部”字为例,用数据统计的形式把段玉裁对《说文》研究的具体成果加以展示,以证段氏《说文》研究用力之勤,成果之巨。     

梁启超“三界革命”与现代汉语语境文学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文论之“文”与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是两个异质的谱系。然而，从晚清至“五四”，粱启超却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中“文学”的观念并摆脱中国传统文论中“文”的意识后，从功利主义一维初步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观念。     

论大慧宗杲对苏轼的接受

大慧宗杲是两宋最杰出的禅师,他的成就离不开对苏轼的接受。通过结交受苏轼影响很深的惠洪、唐庚、李彭、张商英、韩驹等,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间接接受;而通过对苏轼人品的称赞、置苏轼像于佛殿、对苏轼作品的熟悉评述,宗杲实现了对苏轼的直接接受。     

"空白"与"韵味"--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西方文论中的“空白”理论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韵味”说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文学的意义问题上却包含许多方面的共识;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话语对象、特别是话语立场的不同。这种不同,归根结底是为各自的文化所规定的。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东坡文谈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家,他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文章集中论述了苏轼文论的四个基本观点,即“不能不为之为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辞达而已矣”,“一意以摄之”。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

苏轼诗歌创作的分期问题新探方然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苏轼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探讨，然而众家持论多异。苏辙以为：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又说：“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①大抵以苏...     

论袁瑞良先生的赋体散文

赋，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兼具诗歌和散文之特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源渊久远的重要文体。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刘勰又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象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都是中国古代文赋的佳作。     

苏轼文艺哲学的批判创造性考察

苏轼的文艺哲学上通文化哲学，下通作品意味，其“随物赋形”“物各有主”的变化多元哲学，是对老庄哲学和郭象哲学批判创造性改造的结果，形成了他“行云流水”的创作观、“诗词互换”的文体观、“物我互动”的天人观，从而体现出中国伟大作家文化哲学、人生哲学、文论思想、作品意味一体化的创造特性。但苏轼的自然性变化的生命观还没有注意到人的文化思想创造多元观，也没有注意到由“物各有主”向“人各有思”的创造性哲学思维的提升，因此我们同样需要通过批判创造性思维审视苏轼的文艺哲学，才能建立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文艺哲学和文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