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发展的"圆理"

和谐发展,是以心和、人和、天和为特征和指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基于东方文化的发展模式是发展智慧的集大成,演绎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求真、向善、达美之圆。和谐发展观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圆理”：天道生生、圆融互润的智慧之圆展示了和谐生物的“圆真之理”;天道酬善、惠及众生的伦理之圆,给我们指出了和谐伦理的“圆善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法和谐酬善之道,描万有向善之圆;天道和美、魅力四射的美丽之圆,诠释了和谐生关的“圆关之理”,这一“圆理”要求我们修和谐生美之道,绘万有和关之圆。全真呈圆,至善象圆,大美似圆,和谐发展中的“三圆哲学”使其成为发展的至高境界。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

所谓“意象”,应当是“意”和“象”的统一,这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陈应行《吟窗杂录》载旧题白居易所作的《金针诗格》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理谓义理之理,美刺箴海之类是也。外意欲尽其象;象谓物象之象,日月山河虫鱼草木之类是也”。白氏把意象统一在“意”之下,但他所标举的“意”更多地具有了“理性”因素,明显地带有     

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周易》对中国意象理论建构的重要贡献

意象是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美学是意象体系。中国美学的许多重要范畴,如“比兴”、“兴象”、“形神”、“神韵”、“意境”都建构在“意象”的骨架上。“意象”的基本要素是“象”与“意”。“象”包招物象、心象,二者相互联系。心象是物象的反映,物象是心象的基础。“意”包括“理”与“心”。“理”指物理,客观事物的规律,“心”指心理,包括思想与情感。“意”与“象”的关系既体现出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又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

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张善文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东）人，是中国《易》学史上一位具有非凡建树的杰出《易》家。他所创立的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全盘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     

简论易象的中国文化意义

<正>一、易象——易之秘密所在 易经由义、理、旬、数等因素构成。其中“象”,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作用。《系辞下能》云:“易者,象也”。《系     

《周易概论》评介

<正> 齐鲁书社最近出版的刘大钧同志的《周易概论》是近年来《周易》研究方面的可喜收获,值得称道者有以下几点。既重训诂,亦不弃象数《周易》是部筮书,它由“象”、“数”、“理”所构成。古人很重“象”、“数”,多以“象”、“数”解经,形成了所谓“象数派”;近人则不走古人以“象数”解经的旧路子,为求古经的真谛,专以训诂解经。对此,刘大钧在《周易概论》的《〈易〉象》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讲解《周易》古经,对古人“观象系辞”的说法既不可全弃,亦不可全取。因为若全取《易传·说卦》及汉人的《易》象说以解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评胡瑗的易学观及其影响

胡瑗是北宋时期以义理解易的先驱，其思想被后人评为“开伊洛之先”。他的易学观集气、象、理三者于一体，重视《周易》书中的变易法则，提出“以正性制情”的人性观。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胡瑗的易学思想进行分析，并简要评述了其易学观对北宋易学尤其是程氏易学的影响。     

“寄言”说与《艺概》的艺术本质论

《艺概》艺术理论的核心是“寄言”说，而言以寄象、象以寄情、情以奇理的艺术本质论又是“寄言”说的精髓，该说有所不同于寄托比兴。其“以色相寄精神，的提法，逼近了文学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以艺术形象为基本特征的认识，“寓义于情”的提法则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内容方面的特性是表现情理，是通过表现人的主观情志来反映客观事理，刘熙载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揭示，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部分地领先于当时世界美学理论研究的。     

简论中国传统的义理思维

义理思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模式之一。它以规律性、辩证性和能动性为其特征。它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相宋明时期的道学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义理思维始孕于《周易》。《周易》素来有象、数、理三因素。数是定象的,象有卦象、物象,古人认为象数之中有理存在。所谓“理”,即蕴含于象数中的卦象意义,及由此推导出的道理、原理、原则、规律。故古人又称易义、易理,即义理之意。     

孟喜卦气卦序反映的思想初论

古人所创制的各种卦序，都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象数规律蕴含于其中，是以象数的方式来表达古人对自然之理和人文之理的认识的。     

论意境的人生内涵

意境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易经》的“立象以尽意”和庄子的“象罔”。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作为意境雏形的“意象”范畴。意境说正式诞生于唐代。刘禹锡对意境有一个权威性的规定──“境生于象外”。也就是说，意境不仅仅是一种“象”，而且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趋向无限的“象”。司空图发展了刘禹锡的观点，认为意境必须表现“道”，因而它要超越有限的“象”，达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明代的王夫之从“情景关系”进一步规定意境的内涵，提出“有形发无形，无形君有形”的深刻思想。直到清末，王国维写作《…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刘智论大世界

刘智是我国清代回族中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他的带有苏菲神秘主义的宇宙观既系统完整，又有很大的独特性。在回族伊斯兰哲学思想中是颇具代表性的。刘智认为，真实的存在是唯一的，这就是造物的真主，普遍的现象世界则是由它显现而来的。宇宙的生成过程则是先有本质世界（理世），而后才有现象世界（象世）。然而，不论是理世也好，还是象世也好，一切存在无非都是“真宰之本然”。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象”之小识

“象”之小识李祥林“象”乃中国文化史上一极重要范畴，由之而来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两大命题，对中国美学和艺术有深远影响。按《说文解字》，象本为象形字体，它有鼻子有眼睛，有四肢有尾巴，正是人们所熟悉的大象之简化模写。大象的“象”当然是指动物，它又...     

王船山的象数论

船山易学中的象数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象数与《周易》的关联，主要包括象数的相生相倚及其先后关系，即“象生数，数生象”“象可以测数，数可以测象”“象自上昭，数由下积”等；后者指象数与天地或宇宙的关系，主要包括象数与阴阳、道器的联系，其中蕴含着对天地常变、动静、偶然必然等关系的讨论．船山的广义象数论体现了他对天地结构及其状态的认识。准确理解象数内涵及其涉及的理论问题是把握船山思想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