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科技伦理与公共理性

科技伦理领域面对的往往是多元道德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我们在价值取向上应持开放性的态度,以促进科技与人文在发展中的动态协调.再加上科技体制化的现实,科技伦理中价值取向的选择与实现呼吁一种社会、政治机制上的开放性,以形成社会公众的道德理性对政治和利益团体的制约,而公共理性经过合理论证可以用于解决某些伦理问题.作为上述分析的结果,科技伦理可能孕育着一种新的实践哲学模式.     

道德情感与心灵改善——兼论康德理性宗教的道德奠基

康德将他的理性批判事业推广到宗教领域,限制宗教于纯然理性界限之内.“道德上恶的人能否弃恶从善以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批判的宗教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匍匐在信仰之下的理性依靠信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联系道德信仰由实践理性来解决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实践理性,证明了道德情感是一种尊重理性自律而产生的对道德法则敬重的情感,又以“动力一关切—准则”三个连贯的概念分析道德的纯粹性,并依据“责任”概念批判基督教伦理原则——“爱的诫命”,最终基于人之有限性原则证成人只能在实践理性所限定的道德领域实现弃恶从善的心灵转变.康德所完成的批判考察,理性地解决了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为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了必要的理性基础.     

论道德自由的风险及其规避

道德自由包括意志自由、道德权利与道德境界三个基本层面,三者相互联系,共同构成道德自由范畴的丰富内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个体在道德表达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道德自由的风险。道德自由风险的规避取决于道德自由主体的道德责任和道德理性两个重要方面。道德责任是道德自由的重要属性,而道德责任的有效性最终要由人们的道德理性来保证。     

哈贝马斯清华大学讲演综述

本次讲演中,哈贝马斯以“我应当做什么”这一传统问题为线索,对实践理性的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实践理性之合目的性、善和正义的功用,并对滥用道德普遍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亚里士多德的自愿性责任理论

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出“责任”概念,但却是第一个深入思考了现代思想家将其视为道德责任理论的内容。其责任理论以行为者的自愿性为逻辑起点,思考行为者的行为动力因、知识前提等,进而通过强调理性选择对责任主体规定予以深化,最后以服务其美德伦理学的德性品质为旨归,主张人应该为其行为与品质负责。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原则,即以理性行为者为中心,以自愿性来解释责任。其道德责任理论在许多方面富有启发性。     

关于经济秩序失范原因的伦理解析

对市场经济秩序失范原因作伦理学的理性分析有利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形成共识 ,培植合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责任。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主要是制度伦理有失公正、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意识堕落、市场经济应有的道德理性基础不牢、经济运行的现实环境为缺德商人的无德行为提供了外在的可乘之机     

人文力与实践理性

伦理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它对社会经济、文化具有何种功能?本文运用人文力理论,对中国伦理的人文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人文力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力,它是中国伦理精神逻辑结构的四要素之一,中国伦理精神的人文力表现为:社会伦理的人文力,个体道德的人文力,有效合理地调节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之间矛盾的人文力。中国传统伦理人文力的特殊品质在于培育了人伦的凝聚力,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向内探求的伦理与道德性格。     

试论三个理性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意义

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一组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而价值理性则是与工具理性或者科技理性辩证统一的概念.这三种理性的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活水之源"、正确的认识评价方法、有效的创新方法以及正确的态度.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论休谟的道德感

休谟的道德感是感受赞成与反对之情的一种能力 ,主要针对“道德善恶是由理性认定”的观点而提出的。休谟对道德感理论的重要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他尖锐地批评了理性主义伦理学的观点 ,认为理性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是 :理性指出手段 ,情感则选择目的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自然主义特性 ;其次 ,他视道德感为同情的产物 ,认为我们所赞许的对象不仅直接引起快感 ,同时也是有效用的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功利主义特点 ;再次 ,他视正义为“人为的”德性 ,主张正义的规则乃是人为的设置 ,这体现了其道德感理论的理性主义色彩     

“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到德沃金的“建设性阐释”

20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方法发生了转向,一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伦理学方法,走向直觉主义、情感主义。当代美国齐名的道德哲学家罗尔斯与德沃金对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综合,以寻求理性、信念与道德原则的有效融合。为此,他们在创建各自道德理论时分别提出了"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两种伦理学方法。尽管这两种方法在结构上有差异,但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立基于建构者对某些经验事实的态度。同时要进一步显明的是,"反思平衡法"与"建设性阐释"这两种伦理学方法,从本源上看都必须通过对"符应真理观"的颠覆才能真正显现。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现代启示

如何看待"理"、"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王夫之从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出发,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所阐述的"理寓于欲中"、"理欲合一"和"天理与人欲均衡发展"等观点,不仅开创了理欲学说的新范畴和新境界,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启迪意义。     

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宗教信仰反弹看道德的信仰基础

西方传统道德立足于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但自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性对传统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信仰在理性知识膨胀的挤压下不断萎缩,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被消解,代之以理性。然而,理性并不能填补现代社会的信仰真空,这导致现代社会不仅面临严重的"存在"危机,而且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为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超越现代和激进后现代的眼光,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入手,重立信仰价值,表现出宗教反弹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回归。     

中国古代家规中的诚信思想

中国古代家法中蕴含着丰富的“信”伦理思想,“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不仅是历代家法共同倡导的立身处世原则,还是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继承和传播诚信思想的过程中,家规起着将儒家精英们的抽象命题转化为民间话语的中介作用。在经济方面,家法既强调自身的诚实信用,也十分讲究运用法律手段提供信用保障。家法中体现的信用思想和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中国“信”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欲之辨到以人为本

理欲之辨是维持传统政治秩序的根本观念之一,在古代它被"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本主义所取代,造成理欲之间的对立。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以人为本,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人欲"得到肯定,满足此欲的"天理"也获得了新生,欲和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于理欲观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它影响着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国家政治,所以非常有必要从传统的理欲观这一新角度上来探讨人本主义之内涵。     

技术理性的反思——论《圣洁百合》中的科技伦理观

小说《圣洁百合》中到处渗透着电影等现代科技的痕迹。在这个技术主宰的时代里,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工具化了。由此带来的信仰的缺失、社会关系的冷漠和家庭内部的裂痕,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厄普代克对此作出了深刻的伦理反思,辩证地对待技术理性这一问题。哈贝马斯的技术哲学理论能够为厄普代克小说中的社会交往行为的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从他者的角度出发,在平等交往、真诚对话的基础上,才能达成“共识”。小说中克拉克最后的选择就是站在他者的位置上作出的道德判断。厄普代克的小说传达的正是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辩证统一。技术与人文之间需要保持这样一种平衡。     

梁启超的“心力”观及其哲学基础

梁启超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指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表现为"心本论";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意志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向"共同业力""民族意力"。其哲学基础指向"情理之辩""心物之辩""力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