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刘勰的诗论

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贯穿着古代文学的始终。因而中国古代文论主要的是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尽管是泛文学的,但其主干则是诗赋。“文心”,相当一部分是诗心。刘勰提倡“宗经”,其一是《诗经》。根据五经总结的“六义”,其中如“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也可以说是诗的义则。“文之枢纽”中的《辨骚》篇,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屈骚的艺术价值。风、骚并峙,在理论上揭示了古代文学的两大源流。“论文叙笔”中,《明诗》篇论述了诗的历史、诗的特征。《乐府》篇论述了诗与音乐的关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北方文风的性质内涵及其内在生机

“北方文风”系与“南方文风”相对而言。中国区域辽阔,地理复杂,历史久远,版图的改变也很频繁。但要而言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北地区的北方,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其以南地区的南方,则大致可作为区分南北的标准。这两大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别,开发的时间也有早晚,反映在文化和文学上,也是各具特色,互有异同。所以刘师培曾著《南北文学不同论》,历述自先秦至清季南北两方文学各自的风格特征。自西晋永嘉之后至隋统一的这段时间里,上述南北两大区域在政治和军事上更出现了对立的势态,文化和文学也呈现为分途发展、各具异质的局面。本文所谓的“北方文风”,即是此一时期与南朝文学风尚(南方文风)相对而言的北朝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总的性质、内涵和特征。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申论屈骚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

前人在论及文学源流、《楚辞》地位之时,尝以为屈子骚赋为继往开来之一代文学。刘勰云:“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己轩翥《诗》人(《诗经》的作者们)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1)王国维称:“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2)鲁迅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子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则《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离骚》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极广远”。(3)     

中西山水诗歌比较

中国山水诗往往和“隐逸”相联系,多为迁客骚士感时不遇而“归园田居”之作,实际上是别有机杼的抒情诗,纯粹的风景诗反而较少;西方山水诗和浪漫主义运动相联系,随着城市工业造成的环境和社会污染的加重而强化,它要求回归自然并保持自然的纯净,把大自然作为真善美的源泉,以使心灵和情操得到净化。在艺术表现上,中国山水诗出于“诗言志”的传统,多从主观出发,借景抒情,“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西方山水诗则从“摹写”的传统出发,“以物观物”,再现自然景观,主观情思因客观景物的启迪而变化     

探本抉原 革故鼎新——刘师培《文说·宗骚篇》研究

近代楚辞学是楚辞学破旧立新的轫始,刘师培的楚辞研究则是此时期楚辞学走向新变的代表。刘师培1906年发表了《文说·宗骚篇》,论骚锐意创新,对于楚辞的起源与流贯提出了新见。刘师培论文推重楚辞,将楚辞视为文章之祖,体兼六经,秉承诸子。集六经之菁华,括诸子之旨要。刘师培认为楚辞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复"六经"所比拟,解构了前贤"变风变雅"之说,反拨了"异乎经典"说,肯定了以惊采绝艳、奇幻瑰丽为主要艺术特色的楚骚美学。写下了近代楚辞学革故鼎新的一笔。     

《老子》文学特质述论

《老子》以其文学上的特异性和独创性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老子对意象化和形象化创作手法的创造运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创始的意义和地位。老子出神入化地运用朦胧手法创造朦胧美的艺术形象和境界,以洗炼的方式阐述哲理。《老子》的文学特质主要体现于其诗一般的艺术表现形式。《老子》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充分显示了以哲理为灵魂的“诗”的风采,其句法结构融合了南北诗歌风格、形式的传统和特点。可以说：一部《老子》,是哲理内容与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     

从《诗经&#183;周颂》与《楚辞&#183;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183;周颂》与《楚辞&#183;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诗写诗

诗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诗是人类的文明之母,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诗性精神之光照亮文学、艺术乃至生活的一切领域;学诗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应该从学诗入手;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教传统的国家,古人讲究"言修身当先学诗".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要培养当代青年健康的道德情操,更应该大力提倡读诗写诗.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阅读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另一种路径

晚清以降,民族国家诉求实际上构筑了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现代性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从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的联姻想象,到上世纪50-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最经典的民族国家叙事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意义设定,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应该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不容忽视的路径。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边缘焦虑与中心构建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视角。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作家体验或听闻过的地理景观叙事，较少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地理叙事。“以诗证地”“以地证诗”之“地”应该涵纳家国情怀、政治经济等关涉“地”之维度的传统。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地理叙事为研究对象，可从微观层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批评范式。由海岛位置所决定，英国文化背负明显的地理边缘焦虑情结，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使得英国人对所处的地理位置重新定位，马洛、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作家通过重写历史，叙述海外贸易探险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力输出、海上军事力量的培育、意识形态的输出等，彰显英吉利民族从边缘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国家行为，这种位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去边界和解除领土设定的权力和文化生产，对辨别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和冲突仍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从过渡走向创新——论《海上花列传》的非故事化倾向

《海上花列传》是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之作，在背离“史传”、“诗骚”古典小说传统的同时，其叙事手法多有创新，表现出明显的非故事化倾向，对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转型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文心雕龙·宗经》的文理思想

从文献角度讲,五经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之源,作为“群言之祖”,五经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对中国文化之道的承载,其次则在于载道的具体方式。通观《宗经》,刘勰以原道的逻辑理性统摄载道的价值理性,完成了中国道统向文统包括人文审美传统的理论转换,其理论集大成的贡献是空前的。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