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大公无私"与"公私两无"——对中国传统"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

公、私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过程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崇公抑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大公无私".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却造成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多个领域 "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表明:"公"与"私"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对 "公"的维护应当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然,"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公私两无"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亲""清"政商关系开拓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为"亲"与"清"二字;"亲""清"优化了政商关系生态,促进了政商良性互动,有助于共建共享,促进了社会和谐,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增进人民福祉;"亲""清"政商关系为我们科学的认识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     

社会转型中的“公—私”道德困境——基于CGSS2013和江苏省调查的实证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的"公—私"困境亟需"实证"研究——包含社会学之"实"和伦理学之"证"——需借助两者兼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加以分析。以社会转型引发的"失范"为背景,本研究从官、商、伶三大群体的"以私害公"问题切入,揭示其承受的的道德批判与上述背景间存在深刻关联——"古今中西"的文化差异和价值之争。为"治疗"这一"症结",本研究最终倡导"公—私—同—理"的跨文化整合理论研究和"实—证"的方法论批判。     

加强公民社会公德建设简论

社会公德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 ,它调整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也是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必须以人为本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大力加强宣传教育 ,以行政规范和法律措施维护     

论孔子思想理论的孝道学说

孔子追求的是“仁、礼、中庸”,而其基础则是孝.孝子思想的升华是突破家庭的藩篱,为社会作楷模,使自家成员都作表率,带动大家一道敬养父母,尊上敬长,维护社会和谐.孝子要反对愚忠愚孝,要做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乃高境界之孝.     

社会公德与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社会,而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普遍公认的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公众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要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弘扬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要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强化全体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开展社会公德实践活动,坚定公民的社会公德信念;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加强法制建设,为社会公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以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     

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论辩

实事求是蕴含着求实精神,实用主义流露出实用原则,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在哲学基础之"实"、批判态度之"理"和欲达目的与实际效果之"用"以及精神实质之"公"或"私"诸方面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法治社会中权力与权利的定位

法治社会要对“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正确定位。“公”权力处于强盛和支配的地位 ,对“公”权力应坚持法无明文规定 (授权 )不得行之 ;“私”权利大多处于弱小的、被支配的地位 ,对“私”权利应坚持法无明文禁止不得惩之的原则。只有这样 ,才能改变二者强弱不平衡、地位不平等的状态 ,使二者处于均衡态 ,以利于法治社会的实现。     

春秋战国公私观念的内在矛盾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公私观念逐渐形成,最终"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思想,并影响到后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但深入分析此观念可以发现,"立公灭私"从形成之初,理论上就存在着逻辑矛盾,实践中也陷入解决不了的困境。公与私的纠结不清、逻辑混乱,对后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学创新团队成员心理契约结构及内部关系研究

心理契约作为维系团队成员与团队之间关系的心理纽带,在团队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对514名大学创新团队成员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团队成员心理契约的构成。研究发现,大学创新团队成员的心理契约符合三维度模型,心理契约中的"团队责任"包括达成绩效、支持发展和关心生活;"成员责任"包括团队维护、主动奉献和遵守规范。在此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相互责任的内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团队责任"对"成员责任"产生交叉影响。     

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对社会公德教育建构的启示

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公德彰显社会文明程度，反映文化底蕴、社会意识和个体认知。社会公德教育包含行为引导和道德内化的要求，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作为中国特色的公德观，与新时代社会公德的价值旨归是一致的，新时代社会公德与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均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体主义、中华传统美德、个人自律慎独为价值旨归，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所内涵的价值旨归在建构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的氛围、导向、内核、范式中起到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蕴含了丰富经济伦理精神的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梳理企业社会责任演进的脉络,可以看出:"义利相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根基;"天人和谐"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依据"中庸"思想,企业应承担合宜的社会责任。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企业而言,传承天人和谐的理念,融合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传统,树立企业公民意识、提升企业家自律的道德水准、将企业的道德成本转化为道德资本、诚实守信,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路径。     

教师专业发展是校长专业精神的永恒追求

正现代教育对校长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九个字。即:"识大势",认清社会要求;"明大事",知道现阶段自己做什么;"成大师",只有做到上面这两点,才有可能"成大师",即成为教师学习的楷模、成长的引路人。今天,择校热日趋升温,教育公平已作为教育最强音。每一位校长每天都在自问:社会对学校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责任与使命告诉我们:办一所让家长信赖的学校,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的教师队伍,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成人成才,这是社会的要求,更是校长专业精神的永恒追求。     

论公司的社会责任及其制度完善——以《公司法》的修改为研究视角

传统公司法奉行股东利益至上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忽视了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随着现代公司理念的不断发展,公司在奉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公司的社会责任必须超越道德层面的说教,将其内化为公司法自身的规范和制度,才能真正做到公司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司法权力资源的配置和司法公开

文章从分析我国司法权力资源配置的现状入手， 探讨了当前中国司法腐败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并指出司法腐败的根本症结在于一个“私”字， 疗此症结唯有以“公”字代之， 即应把司法公开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切入点。     

比较视域中的公私观念及其理论维度

"公""私"观念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基本的精神现象,存在着不同的意涵:有作为世界观的"公""私"观念;有作为道德概念的"公""私"观念;有作为空间概念的"公""私"观念;有作为生活场域的"公""私"观念;还有作为群己关系的"公""私"观念。不同的公私观念都分别指向不同的问题旨趣。在现代社会的知识语境中,确切不同"公""私"观念的问题旨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谈生存尊严与“说理”教育

生存尊严与个体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定位及幸福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理"性则是维护尊严的基础;"说理"是维护尊严的前提条件,"说理"教育则是过一种有生存尊严的可能路径。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应注意,"说理"教育不是灌输;"说理"应成为一种教育生活方式;"说理"教育要关注公共生活领域。     

曾国藩的和谐社会思想探究——读《曾国藩教子书》

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及家庭身上。晚清名儒重臣曾国藩在教导子女的言谈身教中所包含的修身养性乃自我和谐之本、孝悌乃家庭和谐之道、谦敬真诚乃与他人交之良方、廉洁奉公和施行仁政乃社会和谐之源等有关自我、家庭与社会的＂和谐＂思想,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合同法适用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中国法律确立的原则.《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致合同无效的社会公共利益应采狭义说,以区别于社会公德和公共政策,仅限于法律体系内部所提出的确定要求.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配性、非现实性、主体不特定性等特征,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不具有同一性.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冲突需要采用原则理论进行价值权衡,且个人权利具有初显优先性,在公共利益不明显或不确定时,应维护合同效力.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基本权利保护型、国有资产保护型、公共安全保护型和法秩序维护型等四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