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行政管理实践范式的历史演进

近年来关于西方行政学发展历史研究的著述较多,但从实践轨迹考察其发展过程的却很少,学者甚至将行政学学科建构与政府实践轨迹混为一谈。虽然二者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毕竟是不同的两个范畴。本文依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对行政改革提出的不同要求,将西方行政管理划分为三阶段、六种范式,并围绕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两对矛盾体,对实践范式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探讨。     

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组织文化途径

地方政府的行为自主性,以及地方官员面临无处不在的责任冲突,导致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不可能完全仰仗外部强制,寻求组织文化途径可能成为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种选择。偏离了"公共性"的地方行政组织文化是导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非合作倾向的根源。重塑合作型行政组织文化需要回归行政组织"公共性"、确立新的行政价值观、重新定位地方政府角色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与配合等。     

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型——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到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协同

中国新医改走出初期阶段,进入到一个需求侧改革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走向去行政化的新时代。在新医改的初级阶段,为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理论范式所影响,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依然呈现高度行政化的格局。行政力量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助长市场、激活社会,从而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在行政机制的扶助支撑下于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新时代新医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协同,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将成为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体系的新范式。     

从"人民"到"人民至上" ——兼论欧陆行政学以来"人民"价值的嬗变与发展

人民是唯一的吗?人民是人还是民?人民是谁?对人民的审视,关联着现代国家的行政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构成了公共性的价值根基.基于学术史的梳理,重新将"人民"引入行政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在理论和实践取向上,"人民"总是在形式和口号上成为行政目标的代名词,其价值蕴涵经历了数次内部的分化与流变,最终实现了行政公共性等同于人民权力与价值的理论确认."人民至上"作为一种行政价值,在实践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上引领了我国公共生活与行政变革的良序发展,让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显示出正当性与确证科学性.     

西方新公共管理变革与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西方国家政府行政组织的变革,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学由此产生。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学产生发展的历程、理论基础与实用价值。同时,在综述各国新公共 管理改革的政策反映和实践趋势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总结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并探讨了如何借 鉴新公共管理思想,对我国政府组织进行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     

存在论视野中的政府公共性

存在论上的政府公共性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行政范型,它是政府终其所是的惟一存在方式。因而公共性是政府的实体性存在,而非公共实体和具体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性作为行政范型,空间和时间上的普遍性是其日常存在方式。高度集中的策略行动,导致其在空间存在上的残缺;因权力的归属而存在,导致其在时间存在上的残缺。政府公共性的行政范型,更是政府的德性存在方式。在德性存在的意义上,政府公共性并非指政府的根本或第一属性,而是政府要去实现其公共性行政范型。以德性的方式存在的政府,愿意以公共性的行政范型存在,积极地去实现公共性的行政范型,并且能够成为公共性的行政范型。     

公共性为公共行政学之重建不可或缺的维度

2 0世纪以来 ,随着政府部门管理职能的增强 ,政府的一些部门、个人假借公共利益侵占广大民众权利 ,使其公共性受到了自利性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公共性的真实性受到公众的质疑 ,从而导致了公共行政困境。这就要求公共行政学应该对当今的公共行政困境做出积极的回应 ,超越以往管理行政的范式。管理行政只专注于效率 ,忽视或遗忘了公共性。因此 ,我们应该在公共性基础上重建公共行政学     

中国行政改革借鉴西方行政理论的约束性分析——兼论现阶段中国行政改革策略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威尔逊-韦伯式官僚体制弊端的显露,西方政府启动了新一轮政府行政管理改革运动,西方新理论、新工具层出不穷。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中国,迫切需要政府开启新的行政管理改革。但面对未建成的韦伯式公务员制度、古代官文化、政府辅佐下的市场体系、法治文化尚待建立、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情况,西方新理论、新工具的使用必须以中国现实为依据,在发展和改造中开展中国行政管理改革。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及其建构路径

我国行政公平观的建构以“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起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党对行政公平人民性的追求以及政府公共性等多重逻辑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公平观由满足人民发展需要的机会公平、公平对待人民群众的程序公平以及实现人民核心利益的结果公平三要素构成。它通过强调公共行政的人民性价值而实现了对新公共行政范式的行政公平观的超越;其建构路径可以从个体、制度与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具体包括强化个体对行政公平观的认同、加强对个体的行政公平教育、构建公平行政的制度约束体系以及营造公平行政的文化环境氛围等。     

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对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的再思考

新公共管理是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实践和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中演化过来的一种新的公共事务管理范式。目前,在我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对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教学进行再思考。“多维发展型”、“研究型”、“案例型”和“实践型”等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学模式对行政管理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提高政府效率：理论、困境与出路

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简析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行政伦理困境--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屡见不鲜。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作为政府基层公务人员的代表,在很大的程度上承受着社会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批判和不满。借助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理论,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思考,来发现其行政伦理的困境所在,并从内外控制的双重角度找寻破解困境的有效路径。     

论当前我国行政法的新发展

近年来,行政法适应新的形势而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理论受到重大挑战。当前行政法的关注范围开始部分切入行政的过程本身,而非单纯外在地考察,即务实而客观的对公共服务的讨论,逐步取代主观、单纯抽象意义上的对公共利益的讨论,政府管制和制度经济学方法开始得到运用。该文考察了当前行政法的这些新发展,并注意到我国行政法内部需要重构。     

新型城市化视域下中心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支点——以广州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对广州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革新要求。从广州新型城市化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契合性出发,全域广州、以人为本与协同治理是实现广州构建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政策框架目标的三个有效支点。全域广州要求各政府部门的职能扩容提质,实现职能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强调以镇街为中心,从纵向上分类调整政府职能配置,强化公共服务效能;协同治理则是在城乡基层社会构建一体多元的城乡社区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新型社区。     

行政法的合作理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公共行政演变的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的演进,服务行政呈现出以"权力"为中心的恩赐形态到以"满足公共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模式直至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之发展脉络。服务行政是对秩序行政的发展,而以"官民共治"为核心的合作理念则是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昭示。公共行政发展与行政法理念革新一直存在互动关系,行政法合作理念的确立,应在行政观念、行政主体、行为方式、行政救济等领域得到具体体现。     

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的法学解构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利用好网络,使其为政府与公民有效沟通构建桥梁成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课题。网络民意与政府行政决策之间的问题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合理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而是要纳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公民和政府的行为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与完善刍议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难以与时俱进地反映公共行政社会化、行政权力分化与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冲击与要求。文章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将现有行政主体概念一分为二,称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以期克服现有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拓展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