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行政法治发展之思考

30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行政法治在中国政府法治建设与行政法学教育研究互动作用下取得了重大发展。整个过程大体分为恢复重建、较快发展、快速发展、全面推进四个阶段,同时也昭示了中国行政法治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重大任务。     

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理论思考——基于“人本体制论”的审视

中国改革下一个３０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式”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就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无论是与前一个３０年相比,还是与1919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的前三个３０年相比,都将是一场更深刻、更伟大的变革。第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应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第二,把握“双线均衡”： 即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主要包括推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的改革,缓解社会财富“三个倾斜”（向政府、垄断企业和非劳动者倾斜）问题;资源环境产权制度,解决资源类产品价格和税收不合理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手,运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机制,缓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促进“三个解放互动”：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以及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互动。第四,在“上”、“下”、“内”、“外”四个方面推进经济领域体制创新。“上”创政府经济管理新体制;“下”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内”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体制;“外”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体制。第五,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的“五环”改革。要准确把握“五环改革”每个环的“中心”;抓住“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五环改革”的动力,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特别是“权贵”问题。     

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 一个反思性述评

实践哲学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法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年来的法哲学研究借鉴了实践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呈现出“实践哲学转向”,为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转向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实践法学”、“实践法哲学”和“实践法律观”等一般性法哲学理论;二是立足实践哲学进路,研究具体的法哲学问题;三是部门法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的结合研究,尤其是在法律解释领域引入实践诠释学理论;四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兴起。实践哲学转向提供的新视域改变了中国的法哲学研究气质和格局,尽管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已足以承载三点期望：“中国贡献”的理论雄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贯以及研究方式的多元与互动。     

“政府失败”与NPM理论——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

西方行政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政府失 败 ”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行政改革也随之发生。本文论述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背景：一、公共 部门介入市场的合理性探讨;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范围--以日本财政扩张政策 为例;三、“公共选择”理论与“代理店”理论--“政府失败”的原因分析;四、NPM理 论：企业化政府的思路。     

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 行政法学理论新发展

2017年,行政法学界围绕传统行政法基础理论、政府信息公开、互联网监管、分享经济等内容产生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极大促进了理论创新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贡献了学术智慧。总体来看,2017年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选题紧密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重大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第二,研究内容凸显行政法的控权和人权保障功能。第三,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趋势。     

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要真正使这一变革达到预期目的,必须明确基本导向问题。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明确提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从理论上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从现实角度分析,它是摆脱“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从未来趋势分析,则是适应中国新阶段人的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必然要求。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把握以下四个着力点：在需求结构方面,重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要素投入结构方面,重在实现主体的自主创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重在寻求“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要做到以上诸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深层的体制问题,尤其是以下四方面改革刻不容缓：第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三个倾斜”问题;第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第三,按照“广义产权论”,构建环境产权制度;第四,促进政府转型,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所在。     

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重大任务。“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是其中牵涉面最大的一部分,其设计任务紧迫而艰巨。虽然地方各级政府和学界都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考评采用的还是学界研发应用的指标体系目前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需深入剖析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廓清法治政府的争议边界,紧密结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实践经验所揭示的发展趋势和特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以全国适用、进路合理、功能彰显、公信力强为重构目标,在行政保障、行政行为与行政效果的框架下展开设计,运用科学方法分级列出各项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以确保整套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WTO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WTO的规则体系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是WTO对成员国政府行为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法治改革的内在要求。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转变政府职能、削减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加强监督制约等目标。随着改革的深入,行政审批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继续清理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适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杜绝部门权力利益化,持续政府的自我“革命”;细化运行机制,完善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关于公共行政变革与行政行为理论发展的探索

随着公共行政变革的逐步深入,原有的行政行为理论已经不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突破原有思维的影响,进一步界定行政行为的概念,扩展其范围,以改造和发展现有的行政行为理论,促进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发展,适应公共行政变革的要求。     

行政权正当性理论变迁的行政法意义

行政的核心或实质是行政权，行政权是行政法的“起因和归宿”，是全部行政法理论的基点和中心范畴。行政权正当性理论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使行政法由传统行政法向现代行政法过渡，从而对行政法变化与革新具有莺要法治意义。     

新加坡行政法制述略

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其行政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特殊性。根据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新加坡在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贪污调查局、立法对行政的监督、司法对行政的控制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行政法制。它对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行政组织系统、公务员制度、公共服务、行政监督、司法控制等都有重要借鉴价值,有利于促进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     

我国行政执法制度变革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自1990年代开启行政执法变革以来,行政执法依据已从不确定到确定、从封闭走向开放。然而,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视角进行解读,发现诸多制度性变革呈现出仪式化的特征而起着正当化的功能,但未能解决执法有效性问题。同时,行政主体的组织环境分析表明：垂直化的行政执法体制亦难以实现提升执法有效性的立法意图,需要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论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路径——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切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先后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行政改革实践与数次规模较小的调整,然而,作为行政机构改革制度保障的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探讨与制度设计,却进展缓慢。近年来,行政法学者从研究主线、行政主体与合法化进路等方面,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行政组织法的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就是行政组织相关制度对目前行政组织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个回应。影响行政组织制度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多样的,其中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     

中国行政法20年来民主化发展与未来趋势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民主转型和行政法的民主化发展的认识是逐渐统一和深化的。随着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公开、行政参与、民主监督等一系列体现行政法民主性增强的制度的建设,行政法学者突破传统行政法观念的束缚,勇于理论创新,逐渐开展了类型化、系统化、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绩,指导和促进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然而,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还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行政文化、法律文化以及现行体制运作所提供的发展背景和社会架构的制约,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监督救济理论与制度等还需要继续向民主化发展,从而实现行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行政合同与行政法治互动关系探讨

行政合同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属性,是政府利用合同方式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合同的出现是政府职能的扩大对行政权机动性和行政手段多样性的内在要求,其在本质上并不违背行政法治,与"行政法治"是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推动着行政法治由形式意义向实质意义发展.同时,行政合同要受制于行政法治,而不是游离于法治之外.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