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子政务条件下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研究

危机作为一种紧急事件或状态,其爆发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运作,要求政府、社会尽快采取特殊措施;公共危机管理是在特殊情况下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一种检验。其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系统。把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电子政务的一部分;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建立起来的计算机网络,构建起同电子政府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危机管理系统,从而切实有效地对危机的预防和治理全过程进行高效的管理和控制。     

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学习与组织结构变革研究——以复杂适应性为线索

公共危机治理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导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墨守成规等系统熵增,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和焦虑的根本因素.各级政府部门应将公共危机的学习机制嵌入整体性治理的内核之中,构建“一性双环三维”的跨界协同组织结构,以激发其适应复杂动态环境的自组织功能,使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处于新的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中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基于CAS范式

公共危机的治理和防控是当前全世界面临的重要话题,其中与公众有着密切关系的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已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部门面前的重要工作。但是,公共危机的治理并不是仅靠某个部门或某个群体能够实现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协作才可以达到防控的目标。从复杂适应系统（ CAS）的角度分析了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中的多元治理主体,解释了动物疫情防控系统的复杂性特点,在充分分析系统内各主体的行为刺激反应性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意图使得这些主体之间形成强大的合力,最终高效地、协调地构建出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防控体系。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及中国智慧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危机呈现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扭结相缠、风险全球化程度加剧、信息技术影响凸显、次生危机复杂性加剧等一系列新特征。现行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导致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实践忽视生产力发展实际并违背世界历史运行总体规律。世界各国应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推进全球公共危机治理进程中,努力构建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同世界各国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治理新挑战,推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为实现有效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公共危机与灾难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和舆情事件急增,城市公共危机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新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方式,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科学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课题,基于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谋公益的精神、能够有效整合应急资源、危机治理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及较强的行动力等优势应该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正常阶段、预兆阶段、爆发阶段、恢复阶段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但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立法缺失、衔接有缝、自身实力不足、公共信任度不够等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科学设计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与重塑

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维护和改善政府形象;有利于民众认同政府的危机治理政策;有利于民众参与危机治理。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是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理方式失当;危机处理机构不健全;漠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在公共危机治理中重塑政府公信力应从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积极开展危机公关、完善行政问责制、构建政府与媒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入手。     

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随着跨域公共危机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治理跨域公共危机已成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议题。跨域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整体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体系。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却存在着政策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我国目前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策碎片化问题,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出发,提供了解决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碎片化问题的路径选择。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治理等理念可以很好地改进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和方法。本文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公共危机管理问题,阐述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要点,从政府理念、预防机制、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转变为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以公共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政务建设,日益成为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向现代化政府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电子政务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政府不当收集、管理、公开公民的个人信息。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半空白状态,是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呈现失衡状态的重要原因。我国应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努力做好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实现政府信息权力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良性互补与动态平衡。特别是要从源头规范、机构管理、机制评估方面入手,构建电子政务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     

回归以来澳门公共行政研究学术进展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公共行政研究整体上取得长足进步,其中以行政改革为中心,涉及政府职能与规模、公职制度、危机管理、电子政务、行政监督与行政文化等多方面的学术讨论气氛热烈、观点各异,其基本进展与某些学术观点值得介绍与重视。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以电子政务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电子政务在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中,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不力、政府网站公众参与不够等问题。为顺应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应在优化信息资源、培养电子政务信息队伍、加强公共平台建设、完善制度保障、创新应用内容等方面加强电子政务建设。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信任危机与执政能力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互联网既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同时也成为信任危机的来源地。尤其是在新时期借助互联网,对地方党委、政府的信任危机更加凸显出来。加强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是有效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地方党委、政府信任危机的根本举措,应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掌握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危机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