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左传》中的乱臣形象探析

春秋时期,礼制文化发生了变化,封建宗法制逐渐解体,家臣制也随分封制的瓦解而衰落,政治上的权力之争日趋激烈,许多大臣逐渐背离臣子的职责,成为世人痛恨的乱臣。本文试从王室成员、诸侯、卿大夫和士各个阶层中的乱臣形象着手,分析《左传》中乱臣形象的发展演变及地域差异性。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试谈辽礼及其与唐礼宋礼的关系

我国古代中原各王朝都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无一不以“礼制为本,法制为用”做为其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的基本手段.古代的“礼”,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等一系列典章制度以及贯穿其间的思想观念;就狭义说,则专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祭祀、朝觐、冠昏、丧葬、军旅诸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其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历代王朝,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地位和维护统治秩序,又把“礼”制度化,成为礼制.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隐逸·山水·士人审美心态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与控制力,士人便不再依附宗族、受士大夫的役使,并获得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新形势下,各种诸侯、新兴地主势力蓬勃兴起,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国君侯王为实现自己独揽天下     

不朽观念与仙话的兴起:论先秦仙话的发生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与新一轮制礼作乐同时发生,代表新礼制的文献在此时期涌现,登天仙话即属其一。登天仙话是适应“乱世之礼”的产物,是诸侯寄托求霸理想的文献表达。游仙仙话则是在大夫与士人阶层崛起的背景下,选择做隐者的臣子放弃辅助诸侯登天而怀志远游以建立新礼制的产物。登天仙话与游仙仙话共同组成先秦仙话,共同展示了新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不朽观念反映了不同礼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其改变不仅推动了先秦仙话的发生,也成为先秦仙话转变的关键。两种仙话均以长生不朽为主要话语内容,但游仙仙话否定登天仙话所推崇的立功不朽,崇尚无为而治。两类仙话从宗教秩序入手来干预政治秩序,同时是当前政治秩序在宗教秩序上的反映,它们共同阐述了先秦仙话发生与兴起的过程及原因,又共同影响着秦汉及其之后的仙话生成。通过仙话文献的生成研究,可管窥先秦礼制建设的逻辑理路,对其他先秦文献的生成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论儒家礼制文化的生态思想

中国古称礼义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礼起源于上古的宗教仪式,进入阶级社会后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文化。儒家以宏扬礼学为己任,六经之义都贯彻了礼的精神。礼的重要的功能是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宗法关系和政治伦理关系,但同时也有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功能。在《周礼》、《礼记》以及上古礼制的记载中,敬天、事天的礼俗蕴含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何以为家：新国家与旧礼制和解中的民族复兴

辛亥革命后，各类塑造独立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此消彼长。新的主权国家如何跳出“中体西用”的纸上谈兵，并建立有效的模仿机制和实用的文化体系，以重塑中华民族的国家气象与文明血脉，是摆在时人面前的急题。进而，民族主义在政治、知识、社会各界被全方位推广，最终既是意料之外又似情理之中地拉来礼制改革的诱饵，培植出传统中求发展、新学中涤文脉的时代品格。改造礼制与重造国民的民族主义式结合赋予民国礼制现代化内涵，并在知识精英的铺垫下、政治权力的推行下和农村社会的疏离中逐渐落下帷幕，而民族复兴的探索之路仍将在曲折中前进。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     

论中国古代"垂衣而治"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华衣冠文明从一开始就与道德、法权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社会各阶层从上到下必须在礼制与法权的严格规定下选择服饰.从某种意义上说,服从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服从了专制统治秩序和法权.尽管冠服制度历朝都有所更新,但其维护专制统治,稳固宗法礼制的宗旨却是一贯的.因此,"垂衣而治"作为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失衡的原因探究——以政治文化为视域

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政治文化而言,古代宗法礼治秩序与儒家伦理纲常的残存、当代马克思主义主体政治文化的信仰危机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位,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失衡的文化根源。     

论《孝经》中的“五等之孝”

在儒家经典《孝经》中,“孝”第一次被明确将分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的孝。“五等之孝”是对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肯定,显露了伦理孝道与皇权政治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以德治国”的思维理念。     

西汉的土地兼并与限田政策

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地主剥剥农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标志。因此,土地兼并一向为封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而且它还影响到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之头痛,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解决它,但终归失败。其原因何在呢?现以西汉为例,就自己的粗浅认识,谈谈看法。 土地兼并的经济原因及其后果 土地兼并的原因众多,政治与军事掠夺是一目了然的,此处只论述经济原因。 秦朝推行“以功劳行田宅”和“尊奖并兼之人”的政策,助长了地主势力的发展,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

《经法》“形名”学说顺应时代要求,具有齐地域色彩,将春秋以来的“形名”问题,以人文规划上的说明回应到人伦、事务等的处理,欲建立道、法间联系,且为此而提出“天当”概念。齐国有因俗、重视度量权衡及其政治功用的政治和学术传统,《经法》“形名”思想受其影响至深。《经法》中的“形名”作为事、物与道的中介而被探究,其客观基础是道,其始源是无形、无名。另外,《经法》重新省思法和礼制、天的宗法联系,立足于“天当”、“形名”度数而提出“道生法”的时代命题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浅论清代皇族的宗法化

清代皇族是满族的一个重要部分。皇族内宗人府的设置、玉碟的修撰和取名制度、族长的设立、祭田的出现,都反映了皇族阶层宗法的存在,体现了满族皇族管理的宗法化。其中皇族族长的设立与皇权的存在并不矛盾,族长不涉足政治,仅管理宗族的一般事务,目的是更好地为封建政治服务。     

浅析哈萨克族宗法文化的成因与变异

哈萨克族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法性,具体表现在其民事活动的方方面面。本文通过对哈萨克族宗法文化的特点与成因、哈萨克族宗法文化在市场经济化的今天所产生的种种变异的深入探讨,指出哈萨克族宗法文化的变异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哈萨克族宗法文化在当今社会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