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楚辞”是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楚地民间长期流传的楚歌、巫歌和神话故事,春秋中叶诞生于北方的《诗经》,以及战国时代兴盛了近三百年的散文,都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楚辞”赖以产生的坚实文化基础。     

屈原作品考

屈原,名平,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第一位诗人。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种新诗体——楚辞。其楚辞作品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只是到了西汉刘向搜集整理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但刘向所编《楚辞》早已散佚,那么究竟屈原的作品有多少亦不可得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原的作品有二十五篇,但未标出具体篇目。东汉王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他自己的《九思》一卷,合为十七卷,为之作注,改名《楚辞章句》。其篇目为:一、《离骚》,二、《九歌》,三、《天问》,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楚辞与原始宗教

楚辞,这种文学体裁的内容与形式,均具有浓郁的楚地色彩,其中,楚地的原始宗教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国各国皆有宗教,而以楚地为盛。《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文物考古则印证了历史记载。湖北江陵战国中期的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中有2700字有关卜筮、祭祀的简文,说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儒家等学说的理性精神渐居上风,楚地却巫风盛行,楚人仍沉浸在鬼神的世界之中。     

楚汉魏晋辞赋写景述要

战国后期楚国辞赋在写景方面的进步，一是突破了《诗经》片言只语的古简风格，二是出现“极声貌以穷文”的倾向，三是情景交融表现意识的强化。汉赋在写景技巧上又有所进步，博喻之运用，尤显工力。但楚汉辞赋都不具备自觉的山水审美意识。魏晋人创作了具有自觉审美意识的山水赋，辞赋写景风格也趋于多样化。楚汉魏晋辞赋之写景发达于其它文体，主要缘于描绘性见长的文体特征。南朝以降诗歌高速发展，山水诗压倒并取代山水赋的地位；但山水诗在发展中吸收借鉴了辞赋的写景艺术。     

宋玉

宋玉,字字渊,宜城人,是战国后期楚国的一位大辞赋家。楚襄王、楚考烈王时一度做过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历史记载甚少。生卒年月亦元确考,根据他的作品《九辩》等推测也仅可以得知他约生于周赧王二十五年(楚倾襄王九年——公元前290年)约死于秦灭楚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23年,活了将近七十岁。以前不少人,因见王逸的《楚辞章句》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

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曹植正是魏晋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自幼潜心经典,服膺儒学,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在辞赋创作中,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或化用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     

楚辞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

楚辞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楚辞文化是一种以巫娼习俗为核心内容的南楚巫文化 ,其特点是娱乐性、审美性和迷狂性。在这片文化土壤上诞生了以《九歌》为代表的宗教巫歌 ;后期楚辞文化是南楚巫文化与战国士文化的融合 ,屈原的《离骚》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原始巫文化习俗与士文化精神的统一、极强的创造功能和偶然形成并在形成之后迅速转衰 ,是后期楚辞文化的主要特征     

楚辞的文体学研究——读郭建勋教授的《先唐辞赋研究》

什么是楚辞 ?楚辞从哪里来 ?楚辞到哪里去了 ?这是楚辞学的核心问题。郭建勋教授的《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 2 0 0 4年 5月出版 )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 ,是一本极富学术价值与学术个性的著作。作者认为 ,楚辞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地域、某些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 ,而是一种文体 ,其特点在于“兮”字句。“兮”字的表情色彩与句式特点决定了楚辞的形式与内容 ,是判断楚辞体的首要依据。他正本清源地理顺了辞赋两种文体长期以来的纠葛 ,辞赋相混始自贾谊 ,王逸、萧统、刘勰都把辞赋看作两种文体 ,楚辞体的独立地位很早就确立了…     

略谈辞赋的句式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较早的自觉文体,它是综合先秦诗经、楚辞乃至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句式灵活多样.这种灵活多样的句式不仅是辞赋瑰丽艺术性的体现,而且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巨大.三言句首先在辞赋中大量使用,它对五七言诗以及词、曲都有重要的启迪.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战国赋管窥

一界说本文之所谓“战国赋”,乃专指荀、宋赋而言,故于“楚辞”则略而不论。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并非出于叙次方便的考虑,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分类起见。因为在我看来:辞与赋,其源流不同、体裁殊异、称赋的原因也迥然不侔。关于这一点,我在“辞赋考辨”一文中业已证明,但还有些未尽之意,须在此再为补苴先说辞与赋的混淆:关于辞赋之混淆,一般人认为始于汉初,其实不然,从“辞赋考辨”所引“龙蛇歌”、“魏文侯赋”看,春秋时便已开始混辞为赋了。但如果说这些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     

《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写作富有楚地音乐诗歌特色的作家。屈原和他们的创作都著录于汉代典籍。西汉末的大学者刘向把在他之前富于楚地音乐诗歌特色的作品编辑成册,称为《楚辞》。东汉文学家王逸为《楚辞》一书作了注解,称《楚辞章句》。这部书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综论我国诗歌从《诗经》到“楚辞”的发展和创新

诗歌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战国后期的“楚辞”在诗歌的作者、思想内容、塑造形象和反映个性、写景抒情、创作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结构形式、句式、语言、篇名等十一个主要方面,较之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均有所发展和创新。“楚辞”对《诗经》的发展和创新,从宏观上展现了我国诗歌期的发展状况。     

试论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

在曹植的辞赋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物形象,通过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可以一窥曹植的内心世界。曹植的文学创作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前期的作品大都意气风发,积极向上,而后期的作品则深沉压抑。曹植辞赋中的动物形象体现了他人生不同境遇中心境的起伏变化,这种手法是对前代抒情小赋的继承和发展。通过这类作品,可以一窥曹植文学创作与人生境遇的密切关系。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对象化·流动化·神灵化——论《楚辞》中景物描写的审美形态特征

《楚辞》中景物描写具有三个审美形态特征：一是自然山水对诗人心灵的舒泻与治疗,加深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的亲和,使景物描写初步呈现为对象化的特征;二是诗人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总是不断通过空间的转换来缓释心灵,又使景物描写呈现为流动化的特征;三是受楚地巫觋文化的影响,自然景物与诗人感伤的心境互渗映衬、缱绻缠绵,使景物描写呈现为神灵化的特点,从而使诗歌生成为一种独特的天地神人共舞的审美境界.《楚辞》的景物描写虽总体上仍服从于诗人主体的抒情言志,尚不具有独立的审美地位,但却有其独特的审美形态价值,显示了古人山水审美意识的端倪.     

文献流动性视域下清华简中之楚文化特征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清华简由文本所反映出的地域“流动性”十分明显,这透露出楚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清华简作为在楚地流传和成书的一批先秦文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域文化对先秦战国文献群体在文本生成过程上的影响。这样的地域“流动性”生成特点可以通过文本的形态和内容来进行“分层”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清华简的文字和篇目属性上,如文字的楚地特征、篇目的整编等;后者则通过清华简中神巫色彩、“楚墨”思想及楚地诗教得到表现。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