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

为研究明清关中书院与文学之关系,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对明清关中地区书院的复兴、书院的学术、书院与科举、书院与文人之风气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明清关中书院对明清关中文学发挥着促进作用,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和文学环境的营造创造了条件,成为明清关中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

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传道”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明代关中士人,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开拓创新,见微知著,明清地域文学研究的力作——评高春艳博士《李因笃文学研究》

明清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渐趋深入,举凡作家个体、地域、科举、性别、家族、流派、群体等均成为研究的切入点,涌现出一批视野开阔,论证扎实的成果.高春艳博士的《李因笃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是一部以明清之际关中文学领袖李因笃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堪称明清地域文学研究方面的力作.     

清代关中诗人杨鸾及其诗歌创作

清代关中诗人杨鸾学识渊博,才华超群,与刘绍攽、胡釴、吴镇并称“关中四杰”,为清代中期关陇诗坛的领袖人物.他历任四川犍为、湖南醴陵、长沙等地知县,勤政爱民,提倡文教,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杨鸾论诗不立门户,兼容并包,而最主张“真情说”,在乾隆诗坛独树一帜.他曾经漫游蜀中、湖湘、江南、京师、陇右等地,深受各地文化的溽染,其诗歌创作不但具有雄深雅健的“秦风”特色,也具有深情绵邈的吴楚风调,在清代中期诗坛独具特色,值得学界重视.     

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

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赜，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浅议陕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我以为,陕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这样三个方面:其一,质直实稳的“关中”性格.以“关中”一词来界定和确立陕西人的性格,是因为关中地区是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绝对量大,基本代表着陕西文化.由于陕西位于以亚商品经济文化向畜牧文化过渡的交叉地带,自宋以后形成了小农经济与封建宗法统治的封闭王国;又由于“关学”思想的长期延续和影响,因而在     

通经致用,崇尚气节——李因笃行思探赜

作为明清之际“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针对王学末流蹈于空疏之弊,他结合现实问题,对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思想,并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实践中,他抱道守节,承继关学宗风,作为关中学者,大力推崇和表彰张载关学,以自己的切身实践积极推动关学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颇具特色的关学人物。     

明清闺秀花卉赋的“自我”书写与品质达成

明清闺秀在赋中的“自我”书写促使花卉赋新的品质达成,在花卉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完成朦胧感与明晰化的辩证统一,构筑女性文学的审美体系。“女性写女性”的明清闺秀花卉赋是家族文人群中女性创作范式的具体表现,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男子而作闺音”的男作家“凝视”传统的“清慧”美学品貌和雅致心境。明清闺秀花卉赋者在赋题选取上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的纤细语言材质以及在花卉观察中的“自我”代入,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     

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的生成

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在吸取前代文学各种艺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其艺术渊源是史传文学和说话艺术。史传文学的思想精神、人物和故事情节、结构模式和叙述视角多为英雄传奇小说模仿、借鉴。说话艺术在篇幅上为英雄传奇长篇化提供了条件,“小说”含义的扩大化为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素材,使用的技巧和手法也为明清英雄传奇所效法,讲述故事体制上的特点则直接影响到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分章别回”形式的形成。     

感性的生动与理性的超越——李柏的诗歌创作理论

作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是明清之际关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诗歌在当时的关中诗坛独树一帜，享有很高的声誉。在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本身所达到的境界、诗歌创作的功用等方面李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同时他对明代以来诗歌创作的因循守旧之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论《隋唐嘉话》的文学因素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唐代刘餗的《隋唐嘉话》记载的是隋唐之际上层人物的言行轶事。由于材料均来自于传闻,为"记异"之作,因而不少片段带有传说色彩和虚构特点,具有一定的文学因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元明清小说、戏剧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在汉语词汇史上,＂掘＂、＂凿＂、＂穿＂、＂抇＂、＂搰＂、＂挑＂、＂撅＂、＂挖＂均表达过＂挖掘＂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消长变化特点。先秦＂掘＂字鼎盛,＂凿＂、＂穿＂、＂抇＂初兴;两汉至唐宋＂掘＂、＂凿＂、＂穿＂并驾齐驱,元末明初＂穿＂、＂凿＂淡出此义,＂掘＂字独占鳌头。明清之际,＂挖＂字兴起,并迅速一统天下,成为表＂挖掘＂义的专用动词。     

明代意象论研究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所特有的一个文艺理论范畴,通常被用来评诗、论画。意象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先秦、唐宋之后,到明代才迎来了意象论的真正成熟。明代人在讨论意象时提出了明确的理论观点,认为意象要衡当、意象要含蓄、意象要虚构等。这些理论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喻世明言》中的关中方言词语举要解析

周秦时代的雅言、西汉时期的通语、隋唐时候的官话,都是以当时都城的所在地关中地区的语音、语汇、语法为标准的。而雅言、通语、官话是当时的共同语。关中方言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几个朝代的准普通话。所以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都是用关中方言撰写的。因此,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关中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明代小说《喻世明言》也不例外,对《喻世明言》里所能够见到的关中方言词语予以解析,以说明关中方言对古代汉语词语的传承特点。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观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才观经历了两汉的确立期、魏晋南北朝和唐宋的发展期、明清的成熟期等阶段,始终强调“才”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同时围绕先天与后天关系上的分歧,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天才观。古代天才观紧扣文学实践,将“学”、“识”、“胆”纳入“天才”的应有之义,并对“才”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开辟出一条力图从创作主体入手去把握文艺创造本质与规律的道路,迄今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