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新时期的“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研究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不同程度地有承于庄子。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的研究者在"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这一领域亦有可贵探索,其探索涉及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泛神论、文艺的非功利观及文艺的"自然流露"说诸方面,这些也正是郭沫若融贯中西文艺思想、促成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转向现代的重要表现。     

与环境和谐：论庄子的人性观及其现代意义

庄子在对"人性"和"世界"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在继承老子、反对儒墨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庄子人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物我相融、放德而行的自然人性观,研究这种人性观对现代社会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庄子“言意道”观浅论

庄子从不同层面阐述了语言表达观念,在形而下领域包括物之粗和物之精两个层面。小言得粗,大言得精,不言悟道,乃是庄子语言表达的基本观念。至于论者以"言尽意"、"言不尽意"来概括它,便混淆了语言表达的不同层面,并不符合庄子思想的实际。"言尽意"、"言不尽意"是魏晋玄学辩论的话题,庄子涉及到言意关系,却没说过"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以此来阐释庄子,反而遮蔽了庄子的真意。在形而上领域,没有语言的位置,不言方可悟道。庄子以忘言得意,进入精神自由,开启心灵悟道之路。庄子的"言意道"观,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日本近世通俗文学中的《庄子》解说——以《田舍庄子》为例

中国古代经典《庄子》曾远播日本,并形成跨领域、多形式的《庄子》诠释传统,近世通俗文学作品《田舍庄子》即是其代表之一。《田舍庄子》无论在思想主旨还是在文学表现方法上,都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由此展开其对《庄子》的独特解说。作者佚斋樗山从"造化"这一概念入手来把握《庄子》,将其主旨理解为"任造化"而"安职分",并以此为核心阐发了"至乐"的快乐观和"无心而自然应之"的技艺观。这些解说大体符合《庄子》原意,但也有所改造。佚斋认为庄子是"圣门之别派",试图化庄为儒,这在中国本土有其思想渊源,不过,其实质却走向了引儒合庄。     

庄子物化文学观初探

"文源于道"是一个古老命题.根据对"道"的不同理解,各家形成了其相应的文学观.本文在比较易学、儒学、老庄"道"论的基础上,指出庄子文学观的特质是根于无为、虚静的"境界"之"道",是源自动静与天地同流的"大化"之"道".道"化"生万物,万物"化"而入道,就是"物化".在道的物化背景下观照文学,就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物化文学观".物化文学观,重视文学的道缘与化境,破解文学的僵滞与现成.文学缘道而生,向道而化的本质决定了其重化、求真、尚正的本真品格.这也构成了庄子"物化"文学观与儒家"尚用"文学观及老子"法自然"文学观的区别所在.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论庄子的人性素朴论与德行修养观

庄子的人性素朴论是其德行修养观的基石.养中说是其居乱世的权宜之计,而修德乃至于迭道才是其德行修养观的目标.修德的途径是坐忘,达道的具体表现是成为能够"适已之适"的真实的人.只有这样的真人,才能达与道德之境而游于无何有之乡.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     

浅谈庄子的富贵观

通过深刻探讨庄子的富贵观,从中一窥庄子博大精深的人生哲学思想。在与孔子富贵观的对比中,把握庄子富贵观的独特之处。     

苏辙"奇气"说的内涵及其影响

"气"是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苏辙首次以"奇气"论文,其渊源并非出自孟子、韩愈,而是来自庄子"养气"说.苏辙"奇气"说在内涵指向上,主要包含追求疏宕平淡的文风、抒发不平之气和强调生活阅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三个方面.这一批评理论是刘勰"江山之助"文论的发展和完善,对陆游"工夫在诗外"的诗学思想也有重要影响.苏辙"奇气"说对明清文学批评影响颇大,文人广泛以"奇气"论文的同时,也吸纳其内涵,使其成为古代文论中常用的术语之一.     

庄子“齐物”思想探析——从“吾丧我”谈起

所谓"吾丧我",就是丧"我"之"成心",成心以己之方式切割世界,从而给他者造成了伤害,所以"成心"必须破除。破除成心的方法"莫若以明"是要求人们从道的角度来观物。以道观物即以无的态度观物。"以道观物",则"万物齐一"。所以庄子所说的齐物,不是说事物的界限消失了,而是人看世界的角度变化了。庄子在物的世界中坚持和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     

论郭象对庄子“逍遥观”的发展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和魏晋时期的玄学大师郭象都提出了各自的逍遥观。庄子的"无待逍遥"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逍遥,是一种不受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郭象的"逍遥"是"适性"的,是一种现实的物性基础上的逍遥,他对庄子的"逍遥观"既有所继承,亦有超越。     

从生命意志到死亡意识——庄子与叔本华死亡智慧相互诠释

庄子与叔本华之死亡智慧,源于人类的生命意志,人类在此无论如何终归逃不脱人生大限。人在彼岸世界,凭藉着"灵魂"与"气"之氤氲,导引出庄子生死轮回观的真谛;叔本华则用自然不灭原理来证明人类的不灭性(轮回)。世界作为个体有生有死,但是我们人这个类、这个物种、这个理念却是永远不灭的。文章讨论了庄子与叔本华以不同的方式和跨越时空的死亡理解与诠释。     

从死亡言说看贾宝玉对《庄子》的接受

《红楼梦》和《庄子》用较大篇幅书写"死亡",贾宝玉惊心动魄的死亡言说是对《庄子》中死亡意识的接受。贾宝玉和庄子的生命哲学逻辑都是死亡焦虑下的应对机制,他们的死亡观都体现出对"崇高死"和"伦理死"的消解。贾宝玉在生存应对和意义追溯上与庄子存在差异,这凸显了该人物形象的超越性意义。     

从"以我观之"到"以道观之"——庄子"轮扁斵轮"的哲学解读

《庄子》"轮扁斵轮"寓言中是以轮扁为"观"之主体,以斵轮作为推论的逻辑起点.轮扁之"观"具有两种内涵:由"以我观之"走向"以道观之".轮扁斵轮的实践过程以其自身之在为出发点,从或"徐"或"疾"进展到"不徐不疾",由"技"至"道"这一过程既彰显出轮扁"以我观之"的内涵,亦被赋予了"以道观之"的特征.在斵轮过程中,庄子既强调要从人为走向自然,对目的、意图进行扬弃;同时,庄子又承诺了"不徐不疾""得手应心"地斵轮的完美境界,这种自然而然的、近于道的境界无疑是斵轮活动的目的.显然,庄子对于斵轮活动中的目的、意图的扬弃与对于斵轮最终可达到的境界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张力.     

庄子哲学生存观与生态观的二重合一

庄子精神的本质是拒斥对社会现实的价值介入并在这种拒斥中走向自然的永恒存在.因此,庄子哲学的根本特点便是生存观与生态观的二重合一,这种二重合一主要体现在:用大生态观言说人类的自由本性;这种大生态观的实质是对人类精神生态的保护与开掘;庄子哲学生存观与生态观的二重合一突出体现在《庄子》一书的叙事方式上。     

论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天下》 ,再到《天道》的主要段落中 ,可以看出庄子内圣外王之道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庄子内圣外王之道的主要特征是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出发点 ,并汲取儒家的仁义说与人伦观 ,以及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部分思想 ,最后又以道家的因顺自然为归宿。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是庄子有关道术之全体大用思想的完整体现 ,因而可以看做是他晚年的思想定论     

略论扬雄《法言》对韩愈的影响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不仅辞赋获得后世肯定,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法言》中提出的"征圣宗经"思想,以及他对"文质观"、"述作观"的论述也颇受韩愈推崇。在此基础上,韩愈提出"道"之体系,并由此发展出"文以明道"、"道""文"双修、"陈言务去"、追求创新的文学思想。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