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理”的实践透视

法家认为,对个人而言,按法度生活就是按职分生活;法度是一定的、可以把握的,但法度的实践却是不定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度在合理的轨道上行进,这就是法家选择"理"的最大理由。"理"是动态层面上法度运行规律的凝聚,是法度实践过程里的航标;"理"不是一般的存在,是道理的存在,是道的具象;"理"不仅具有时变性、公器性的特点,而且持有平易性、功利性的特征;"理"是法度实践的保证。总之,"理"是解开法家思想真谛的枢机。     

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

目前学界对"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既有词语训释上的原因,也源于理论认知方面的差异。经由辩证诸种注释歧义,并结合《天论》篇政治哲学的文本性质,可以看到此句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其一,荀子区分了"天"(自然之天)与"道"(礼义之道),并分立了二者在达致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价值。其二,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秩序的达致需要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能。荀子所理解的"官人"与"圣人"在政治职能上有本质差异,一者在"守天"(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另一在"守道"(持守、遵循礼义之道)。辨明"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一句的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天论》篇的理论主旨与义理脉络。在《天论》篇中,"自为(圣人)守道"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本前提。在荀子看来,只有"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天"只是治理天下的物质资源。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心性论及其政治哲学之教化特质

荀子的性是心处其中并发挥影响变量的动态、整体的人性,荀子的心处于"可道"与"不可道"的十字路口。所谓恶之性可养、可化,所谓善之心可恶、可伪,此心与性的状态使荀子政治哲学具有了教化的指向。"性伪合而天下治",是荀子政治哲学在心、性基础上的总体架构和思想追求,荀子提出了养欲、师法、化性等政治哲学主张。荀子政治哲学虽然归结和落实于德性修养,但心、性的无根状态终使其政治哲学体现出一种紧张感和紧迫感。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为己之学"是儒家传统为学之道的主流,其实质"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学做人,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尊德性与道学问,二者的顺序上,尊德性是第一位,道学问是第二位。二者的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为学传统已渐行渐远,致使当代大多数学子对"为己之学"提法感到陌生,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解,疑议丛生,不一而足。鉴于此有必要重提"为己之学",以唤起学子对"为己之学"真切的领会,即它是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为学之道。由此确立为己之心,笃实为己之心,正确处理学与用、闻与达的关系。将为己之学聚焦在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上,将为学功夫下在自身能力提高上,契合在内圣外王的功用目的上。     

吕坤思想的荀学理路探析

明中后期,随着启蒙思想的萌生,士人开始注意并接受荀子的思想。吕坤与荀子在思想理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对"道"的认知上,他们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原则,圣人对道不专私。在社会政治层面,儒者应当以圣人之理为宗,注重经世与社会事功,治国要讲究礼法并用。吕坤的这种社会政治观建立在"任自然"与"夺自然"的天人关系上,与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承。     

诠释与文本的契合——论老子之“道”“无”“有”的关系

道体与"无""有"的关系是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核心问题,受王弼注解的影响,把道体等同于"无"的观点甚为流行。"无""有"属于同一层次,是一种逻辑上的并列关系,竹简文本第40章与牟宗三的阐释的一致性表明了"无""有"同为道体的属性。     

“知”“道”与审美非对象化思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自知""生知"。"自知"即非外在感官耳目的"反听""内视",其所"知"之"物"就是具有明晰性的非对象性的"无声""无形"。"生知"就不是逻辑的知识性的"知",而是基于天生本性的体悟,"体"之"悟"即整全身(体)心的直观,是对内感官(内视心观)所显现(见)"物"的"直透"。而(生)"知"作为知解力则是会意顿悟,瞬间生成,(心)"目"击(敞开)"道"存(显现)。真正的(生)"知"就是基于非对象性审美直觉的无中生有:原创、草创、首创、始造。     

李贽“童心说”道家思想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且有着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渊源。李贽兼取儒、释、道各家又能融会贯通,其中心学、禅宗和道家是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最重要的来源。李贽"童心说"思想受到了道家"婴儿说"、"自然说"、"自然人性"等思想的影响。通过对"童心"与"婴儿纯朴之心"、"出自童心之言"与"自然发出之言"、"出自童心之文"与"至真至性至情之文"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童心说"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所在。     

近期倡说荀子人性论为“性朴论”的意义与问题

荀子的"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主张及其内在的理论矛盾,影响着对荀学历史影响和作用的确切评价。近期有学者为其正名,将荀子由"性恶论"者转变为"性朴论"者,试图重新给予荀学以历史定位。但是这种有意义的探讨在理论上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荀子》的“类”与道的范畴化发展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由是中国人提出了作为最高本质的道,但只是抽象的普遍,在过渡到具体时,却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事实果真如此吗?《荀子》中的"类"观念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荀子明确提出道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认识的观念,进而提出"类不悖,虽久同理"的观点,意思是说同类则同理,异类则异理。这就使道在过渡到具体时有了范畴的方式或规定。他把"虚壹而静"当作解蔽的方法,其实就是把它当作认识各类具体事物中的道的方法。他的正名思想主张同类则同名,异类则异名,显然是把具体事物当做类概念来对待的;他提出"当簿其类然后可"的观点,主张认识要以感觉经验符合事物的类为基础,表现了鲜明的经验论的哲学色彩。荀子关于"类"的思想,上接老子的道论辩证法,下启韩非的道理论,恰恰表明古代中国人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不过,与古希腊哲学比较起来,由于实用功利目的的强势引领,荀子的范畴思想在概念化和体系化上发展得并不充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至德之世”:庄子整体视域下的理想社会建构

"至德之世"是庄子基于"道"的整体性视角建构的理想社会,建构的原因是现实社会"道"的缺失。人们对仁义道德、技术知识的过度推崇和依赖,导致了道"德"的衰变和社会的混乱。为使道"德"能复其初,社会整体能归于素朴和谐,庄子提出了丧我以明的齐物论、虚静待物的心斋论和离形去知的坐忘论三条解决路径。其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接近于"道"的社会理想。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道家思想中的权能经验及思想——以“道”和“德”为参考初步观察

道德是权能的重要表现,是构成及维持人类社会功能的权能模式,道德的权能可以说是文明秩序的骨干,"道"无处不在,无穷无尽,具有整体自反的特性,使自己不断重造再生而为万物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元或泉源,"道"有超越性及内在性的特质,其内在性特质又称"德","道"与"德"在权能基础上本质是相同的,"道"是"德","德"是"道";原创字"道"字的原本语义内容是道的人的图腾物体,"德"字的古意也隐含于"道"字的形符,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的权能及能力为重点;"德"是持久正直的活动或行动的善德或超卓,人类虽有能力达成,但要实现正当或真实的人性,仍须靠努力;从广阔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传统或是我们开展研究事业的最佳位置,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正确认识太古时期的语义学中的古代逻辑及文法。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论荀子哲学中的“听”

"听"作为荀子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有着丰富而深切的含义,与荀子关注的一些核心概念和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荀子认为,当耳与声相遇,同时,"心"发挥作用时,"听"才能真正发生。并非所有的内容都需"听","听"与"不听"的标准在于,其内容是否顺乎礼义,符合广义的"道",能否"合先王"、"及后王"。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在"听"的内容,产生的效果,"听"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听"与乐的关系等方面。要想做到真正的听,应遵循"听"的原则,守持"听"的态度,做到"兼听"与"衡听",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人"好听"的本性。     

试论张载“太虚与气”关系的思想

张载提出"太虚"这个概念,其实是对中国传统中"无"的思想的一种继承;不过,张载的"太虚"既有承继了"无"的传统的本体论的意义,也具有"气"的演化的宇宙论的意义。"太虚"是起源,这很好理解,"太虚"是本体虽然理解起来有难度,不过也可以说得通,但"太虚"既是起源又是本体便必然会使它们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因为在本体论意义下的"太虚"与"气"的关系是与宇宙论意义下的"太虚"与"气"的关系有很大的不同的。这样,张载的"太虚与气"关系的思想就徘徊在宇宙论与本体论两条道路之间,这两条道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     

论老子“公”、“契”治世思想及其意义

老子"公"、"契"治世思想来自其"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以百姓心为心"和"有德司契";老子思想关于"公"与"国"、"契"与"德"等紧密相关。老子深厚的"民本"思想包含"利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因"、"社会在契约关系下才能和谐发展"等理念。比之于孔孟之道的"家"即讲"孝"和"国"即讲"忠"的治世思想,老子的"公""契"思想映照出孔孟"家""国"思想的缺陷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老子的"公""契"思想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价值。     

充养与隆积:孟荀修养工夫合论

孟子贵自得、充养,主张善内在于心性,善是心的本体、本根,本心即是善的源泉,善是仁义礼智之性理,也是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浩然之气,理气合一的善是先天的,也是需要后天操存的工夫去养成的。本心之善根、善源需要不断充养、扩充,最终放之四海,参乎天地,通达性天,这种内圣修养在政治上也必然发之为仁政。荀子贵隆积、外烁,认为心虽有认识礼义法度的能力,但本身还并不是善,相反心性中更多的是生理情欲、自私自利,若放纵这种情欲私利之小我,天下就会大乱。善是社会群体的和谐有序,要靠礼义法度来保障,因此人必须努力学习礼义法度,不断积善成德,积伪化性,化小我为大我,最终通于神明,参于天地。孟子重自得自觉,荀子重学习积累,但两人都有从小我走向大我之期许和信心,故"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以为禹"。孟荀学术同归于个人、社会与天地的康乐和谐、生生不息,既是大生命养生修养哲学,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政治哲学。     

杨时“诚”论及其贡献

"诚"在杨时的理论思想中居于枢纽地位,"天人之道一于诚","诚"是合内外之道。他坚定地主张"诚"在现实生活中效果显著。在政治活动中,法度和治理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是最根本的仍然是至诚。若无至诚,即便有好的法度和治理技术,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他对"诚"的高度重视,自然地延伸到对"直"的重视上面来,有创新性地提出"直"是"尽其诚心而无伪"的说法,并指出非道德意义的"(率)直"在工夫修养中具有有益的作用。杨时的诚论是依托解释、引证儒家经典展开的,其中他继承和发扬了二程的四书思想和经典互诠方法,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作出了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