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对侵权责任保护范围的准确界定——对《民法典》第1164条含义理解的进一步厘清

《民法典》第1164条规定了侵权责任保护范围是"民事权益",在具体界定上,应当进一步厘清,侵权责任既保护民事权利,也保护民事利益即法益。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权利是"7+N",即《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规定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以及其他投资性权利,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利益即法益,包括其他人格利益、胎儿人格利益、死者人格利益、其他身份利益以及其他财产利益。民事主体的这些民事权利或者法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确定承担侵权责任,救济民事主体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     

民事用益法律关系——一种新的理论概括

民事用益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用益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概括用益他人财产法律现象的一种崭新的理论。用益债权法律关系与用益物权法律关系可以竞合。用益法律关系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依附于基础法律关系。某些用益法律关系是基础法律关系的牵连关系。     

论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及保护——围绕宜兴失独老人胚胎争夺案展开

随着胚胎临床应用的增加,个案司法为立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冷冻胚胎应界定为介于＂人＂和＂物＂之间的特殊存在,是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客体。司法裁判抑或立法应当基于利益衡量保护胚胎法益,可在我国现有的民法构建秩序和思维逻辑之上采用特殊法益的保护模式,分种类、划阶段地给予特殊保护。具体可以通过立法,明确冷冻胚胎的行权主体及内容,规范并完善现有行权方式,确立行权规则之限制等。     

"网络习惯法"可能吗?——以链接和复制为考察对象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法制的变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在网络上存在着＂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未经授权的简单链接、特定页面链接、搜索引擎的＂快照复制＂和图片＂缩略图复制＂都可被论证为网络习惯法下的权利。网络习惯法的存在是人类对网络社会秩序的内在需求、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需要,网络习惯法的灵活性增强了其在网络时代的适应性。有必要重视并承认网络上的＂自生自发秩序＂和＂活法＂,必要时将其接受为法律。     

胎儿健康法益保护的相关问题探讨

传统民法认为,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由于尚未出生,不能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因而其健康利益受到侵害时,也就无从主张权利救济和损害赔偿。但在现实生活中,侵害胎儿健康利益的情形大量存在。从对胎儿健康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看,"法益说"比"权利能力出生说"更有利于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同时,"保护先期人身法益"这一原则也逐渐为各国司法实践所确认;然而相比较一般民事主体而言,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更有其特殊性。我国法律对胎儿健康法益的保护问题涉及甚少,立法亟待完善。     

外空法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探析

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既不是＂无主物＂、＂公有物＂,也不是＂共有物＂,人类对其并不全面享有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享有的权利近似于用益物权。＂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是国际习惯、国际法原则、强行法、政治性质或哲学性质的观点,它是尚在发展中的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一个国际法概念,是对外层空间法律地位的高度概括。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纯粹经济损失法益性质之界定

纯粹经济损失在特点上不同于一般的权利，它具有独立性、低位阶性、不确定性、间接保护性。纯粹经济损失在性质上应该被界定为法益，即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     

论民间法的疆界：广义法哲学视角

法的法益疆界与外延疆界在逻辑上基本吻合，并且往往是广义上法体系中特定法的法益疆界决定着其外延疆界。在国家层面，国家法和民间法构成广义上法体系的基本法形态。国家法的法益疆界旨在保护国家范围内的政治秩序法益，决定了其外延疆界为构成国家法之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特定法的诸种渊源形式。以国家法的疆界为参照，民间法的法益疆界旨在保护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或领域，亦即各种场域法域范围内的场域公共秩序法益，决定了其外延疆界为民族法、乡村法、行会法，以及各种习惯法（包括禁忌、习惯、惯习、礼俗等）。民间法疆界之具体内涵的确定有其特定法哲学依据，场域公共秩序逻辑决定民间法的法益疆界和外延疆界，是廓清民间法疆界的基本法理依据。     

农村土地抵押的历史源流与现代继受

中国古代的农村土地抵押实践中多以土地或田宅为担保,其习惯法具备保障亲邻先买权、强调法律关系的一体性等中华法系的特征。近代的农村土地抵押规则在汲取传统习惯法的基础上,嫁接与移植西方相关制度,但受传统生产经营方式阻却,未与近代金融组织的成长相结合。农民土地的权利配置反映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土地所有权并非农村土地抵押运行的地权秩序所需之必要条件,现行农村土地抵押须强化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地位,并在肯定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基础上对其设定抵押。     

论网络社区账号的法律属性及规则构建

网络为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法律纠纷。网络社区账号作为网络社区的通行证,其法律属性尚无定论,账号的归属、流转、继承和救济规则亦缺乏相应的规定,立法空白导致司法实践缺少裁判依据。将网络社区账号定位为民事法益,认定网络用户的占有利益,同时建构账号流转、继承和救济的系统规则,对于保护网络用户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分析网络社区账号法律属性的基础上,就构建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提出建议,以期为网络社区账号的司法实践提供学理支持。     

隐私权保护的民法转向与刑法因应

隐私权是重要的人格权,必须立法保护。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已经初步形成以部门法为核心的隐私权保障体系。《民法典》沿用《民法总则》的保护模式,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脱离出来,与个人信息权并列为独立一节。民法对隐私权保护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刑法的隐私权保护。在刑法中,隐私权的独立法益地位尚未呈现,涉及隐私权法益的保护采取依托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法益的间接保护,可能导致隐私权法益保护的不周延和错位。鉴于民法承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和刑法隐私权间接保护的困境,隐私权的刑法保护应着眼于风险控制。刑法需要探寻隐私权直接保护的新路径,以便构建我国隐私权全面保护体系。     

论非洲法律发展中的本土法与外来法

非洲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变迁转型过程中,荟萃了本土习惯法、宗教法、近现代西方大陆法和英美法,多样法源相融共存,展示出一幅法律发展的多彩画卷。非洲法的历史,主要是非洲习惯法、伊斯兰教法与西方法相互排斥、相互融合的历史。在非洲,“本土法”和“外来法”,是个相对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法是所谓“祖先法”,它是与非洲的原始宗教相连的习惯法;而伊斯兰法经过长期本土化和民族化后最终演化为非洲的本土法,并与新的外来法——西方法对立。作为非洲的第二波外来法,西方法与非洲固有法和伊斯兰法发生着对抗和融合,但它最终又成为非洲最具立法意义的法。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与融合、相融与并存的错综复杂关系一直是非洲法律发展的主旋律。     

家庭民事法律地位的重新定位

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家庭和家庭成员无论在财产享有、意志形成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家庭的稳定性是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法律应顺应现实的需要,赋予家庭以民事主体地位,使家庭和个人之间关系清晰、明确,既保障家庭的整体利益,也维护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     

从供需均衡与效用选择角度探讨法制利益的形成机制

法制利益是权利的外化标志,而权利是法制利益的高度抽象.权利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对权力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必然会引发利益冲突,当二者达到均衡时,产生法制均衡一良法.而这种法制均衡的精髓在于:法律制度的严苛程度是由权利的丰富程度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法律制度就犹如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是社会生活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 ,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 ,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 ,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论胎儿的法律人格及利益保护

分析了法律人格和民事权力能力的本质,对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给予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中国法律以出生为标准确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致使胎儿没有民事权利能力;基于保护胎儿利益的现实需要,结合国中民事立法的现状,提出中国对胎儿民事权利能力的立法建设应赋予胎儿一定的民事主体资格。     

农民工法律地位的界定及考察路径——一条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思路

农民工法律地位,是农民工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综合体现,它具有法定性、独立性、合法性等特点.考察农民工的法律地位,可以从法律关系切入:一方面,在抽象法律关系中,集中从宪法视角研究农民工在宪法关系中的根本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从多元视角观察农民工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相对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