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与明代诗风

高启是身跨元明两代的诗人,习惯上将他列入明代诗歌。这决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出仕新朝,而是于明代诗风实有开启之功。高启对明代诗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兼师众长、随事摹拟的创作途径;复归风雅、稳健沉着的创作旨趣;格调与灵性并重的诗学追求。     

清代后期柏覆在朝鲜活动述论——以《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为中心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朝鲜宪宗十年）清朝派出吊祭使柏莅前往朝鲜谕祭朝鲜孝显王妃。柏蔹在朝期间,除完成吊祭使命外,还进行了赏赐朝鲜官民、辞却赆银、观赏景色以及与朝鲜官员进行诗歌交流等活动。通过对柏薇在朝鲜活动的研究可以看到,清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其在朝鲜的地位并未削弱,清朝与朝鲜仍维系着友好的关系,而柏莅与朝鲜官员的诗歌交流则可视为此一时期中朝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     

简论吴梅村诗歌的悲剧特色

简论吴梅村诗歌的悲剧特色裴世俊明清易代是汉族士大夫惨重的人生悲剧。尤其对吴梅村，更是沉哀人骨，恨海难消。他是前朝的旧臣．先帝的隆遇，让他倍尝人生荣耀，现在从生活顶峰跌人低谷，又被逼出仕，黍食新朝之禄，失去故国节操．也失去一切引以为荣的东酉，堕人痛苦与...     

静心

<正>一位官员被革职遣返,他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便来到一位禅师的法堂。禅师静静听完了此人的倾诉,将他带入自己的禅房之中。禅师指着桌上放着的一瓶水,微笑着说:"你看这只花瓶,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几乎每天都有尘埃灰烬落在     

游幕视域下黄仲则的诗歌书写

黄景仁,字仲则,其诗名显著,"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他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数千首诗歌,其诗歌以独特的文学意蕴和风格特色,在清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游幕生活密切相关。他在游幕期间创作的诗歌,成就颇丰。这些诗歌抒发了生活困顿之苦与身世沦落之悲,倾吐了磊落不平之气与愤世嫉俗之情。探讨其游幕与文学的关系,可以窥见游幕生涯对黄仲则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谢灵运诗歌的孤独感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一生充满矛盾,仅具文士之才,却偏爱做伊周管乐之梦;先朝遗民与新朝侍臣的双重身份更使他进退两难.人性觉醒思潮引发的感伤、政治优势失落导致的落寞、浮躁个性造就的玩世不恭使他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诗中常见的“独赏”之憾与“共赏”之盼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诗解刘师培

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论顺治帝的"自罪"帝王观念

顺治帝“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这种观念对其政治人格、政治统治和施政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就罪己的真诚和深刻程度而言,他又胜于汉唐宋明诸帝,其自罪观念和行为成就了他勤政、开明的帝王品格,也构成了清初特有的政治风格。但过多的自责自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作为帝王应有的尊严,日益滋长的罪错感也使他渐渐丧失治理国家的自信。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清代黔灵山诗文中赤松法师形象略疏

赤松法师是清代贵州著名佛教僧人,现存围绕黔灵山展开的诗文创作中对其形象多有描述.概括而言这些诗文中的赤松法师是一位立志苦行的修道者,是遍参大德的求法者,是筚路蓝缕的开山者,是讲求方便的弘法者,同时也是一片婆心的教化者.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金堡与逃禅——“以佛菩萨之心为心”

金堡是明末清初的著名遗民和僧人。受易代剧变和人生际遇的影响,金堡最终选择了逃禅。逃禅后,与大多数"以忠孝作佛事"的逃禅遗民不同,金堡彻底放弃了儒家立场,转向了佛教人生。他主张"道法不在节义中",用佛法拯救乱世人心,以菩萨之心关怀天下,救助难民。但时人以"遗民之金堡"来衡定"高僧之澹归",对他多有斥责,实在是一误解。     

唐太宗在唐代诗人汉朝情结形成中的作用

唐太宗出于治国和使国家长治久安以传万世的需要 ,对汉朝历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他 ,又将自己的这种对汉朝人事的评价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武后时期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形成的诱因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试析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魏源是我国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为救亡图存、抗敌御侮而致力于本国边疆地区的山川塞、地利情势、沿革掌故的考辨,以服务于现实的需要。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其《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的突出贡献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版图的厘定。魏源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综合各书对中俄边界和俄罗斯问题详加考证、进行系统之研究的人。此外,魏源还对边疆地理沿革研究上应注意问题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