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也不例外。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有必要对共同犯罪制度作一个历史的考察。一共同犯罪如同单独犯罪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过是社会上共同犯罪现象的法律反映。至于在法律上如何反映,则受着社会性质和刑法思潮的影响;并且     

刑事立法中共同犯罪的历史考察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也不例外。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国刑法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有必要对共同犯罪制度作一个历史的考察。一共同犯罪如同单独犯罪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过是社会上共同犯罪现象的法律反映。至于在法律上如何反映,则受着社会性质和刑法思潮的影响;并且归根结底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由于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刑法上盛行着     

乞讨行为的刑法意义思考

乞讨作为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是各国均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各国也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规制,但乞讨的违法犯罪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乞讨有其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且本质上属于法律放任的自由,因此在合理限度内法律予以容忍.但是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乞讨犯罪,必然要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实践中,应注意厘清本罪名的构成特征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儿童卖花行为的司法认定.     

刑法与"人"结合的三种层次——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人权

将人性、人道、人权结合起来,是刑法发展的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刑法的发展层次也越来越高.本文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展示出来,说明只有真正地将"人"的概念灌输进法律、特别是刑法当中,才能成为一部良善的法律.     

刑法与“人”结合的三种层次——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人权

将人性、人道、人权结合起来,是刑法发展的三个层次,在这个过程中,刑法对"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刑法的发展层次也越来越高.本文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展示出来,说明只有真正地将"人"的概念灌输进法律、特别是刑法当中,才能成为一部良善的法律.     

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初探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刑法都在融入国际化发展的潮流,国际化也是我国经济刑法发展完善的进路。本文从宏观和微观对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行界定后,评述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的动态发展历程,并初步探讨了我国经济刑法国际化进路差异性与趋同性并存的基本特性。     

胡锦涛法律思想初探(下篇)

胡锦涛法律思想是对邓小平法律思想、江泽民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方法和论断,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法理、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法律智慧的结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崭新成果.下篇主要是就胡锦涛刑法、民商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国际法等思想进行了梳理.     

论民间融资的刑法介入

融资是企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由于当前民间企业通过正规银行贷款渠道并不畅通,企业为了能够生存发展,不得不通过民间融资的方式获取资金.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亦不协调,出现了刑法过早介入民间融资的现象,这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活跃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为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法律制度层面上,就需要民法与刑法,以及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相互协调,共同调整民间融资.     

中外历史上罪刑法主义思想之比较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普遍遵循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然而作为一种思想在中外刑法史上均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背景的差异.罪刑法定思想所蕴藏的理念也有不同.通过中外历史上思想家对罪刑法定思想阐述的对比,可以得出其中的历史价值、局限性及其留给我们的思考.     

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     

论法官为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

刑法适用的生命在于解释。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客观上对刑法解释的需求更为紧迫。基于世界各国通行的观点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视点主要放在审判领域内的刑法解释,提出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是法官,并分别从我国的政治体制、刑法思想的客观说,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和成文法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等方面加以探讨,进而完善我国刑法解释,对促进我国的刑法建设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经济刑法学体系建构略论

经济刑法在维护市场秩序中有着特殊的功能 ,经济刑法学的研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分析经济刑法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重申了经济刑法学研究的必要性 ,并就研究对象、目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经济刑事法一体化研究的倡议。     

《罗马规约》与中国刑法之比较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对国际刑法发展的历史性总结,在其正式生效以后,许多国家加入到该规约的行列之中。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批准该规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学者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研究。《罗马规约》和我国刑法在刑法理念和刑事立法层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例如,罪刑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等原则的确立,使其与我国刑法的观念趋于一致。所以,认真探讨《罗马规约》与我国刑法存在的相似点,对于我国刑法与国际接轨以及将来加入该公约有一定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法律程序中的经济效率问题逐渐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诉讼程序简易化和简易程序多样化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形式单一、对当事人主体地位尊重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包括程序本身设计和配套制度建立在内的全方位完善。     

论刑事政策的二律背反原理

政策与法律的冲突是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冲突原理的介绍中,坚持从变革社会的情形出发,坚持辩证法的二律背反原理,坚持制度的经济分析,都是为了引入广义的刑事政治理论约束刑事司法政策的作用空间。归根到底,既要禁止刑事政策超越刑事法律,甚至违背刑事法律直接适用于抗制犯罪的任务,也要考虑到变革社会的情形,以扩大供给为目的,从立法、司法的层面共同探讨妥当的制度路径。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

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典中不只是一项保护人权的基本原则,从立法的角度看,更应该将它视为刑事立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并不仅仅限于被写入刑法典,它需要刑事法律规范一以贯之,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则将徒具形式上的意义。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立法的要求看,其消极要求的实现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法治状况。对刑事立法的要求并不高,我国刑法已实现其消极方面的要求。其积极要求的实现的程度如何直接取决于一国的刑事立法水平。积极要求在我国的实现程度还比较低,原因在于我国的刑事立法水平还比较低。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刑事立法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有专门的刑事立法解释。     

论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技术创新是国家和企业维持经济高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这是市场竞争的无情法则.技术创新成果要实现权利化、资本化、商品化和市场化,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尤为重要.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成果处于科技前沿及多样化,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正面临着重大的影响和挑战.面临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各国加速了对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和修改,使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成果的保护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对构建“轻罪”之法的省思

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总体来说利大于弊,模糊性是刑法的基本属性,"模糊"并不是由于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所致。定量要素的主要功能在于将没有达到"量"的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出罪化。而通过取消刑法中的定量要素,构建"轻罪"之法,解决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并非是一种最合理、科学和经济的途径,在我国目前的法治背景下,只能带来实质的不明确以及司法的混乱和民众的茫然与不安。其与明确性原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以法治国精神所追求的价值意蕴相悖。     

多次犯的刑法规制、理论发展与生成机理探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多次犯,是指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因多次实施同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被行政主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实施该种违法行为构成的犯罪。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有十多个罪名设定了多次犯的构罪模式,以司法解释为主,刑法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尚未统一、研究也相对较少。多次犯的出现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产物,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并无多次犯的明确规定,但此后的若干单行刑法及司法解释中开始出现此类型犯罪规定,1997 年《刑法》吸纳了前述单行刑法与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之后的多次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使得多次犯逐渐成熟与定型。在我国刑法中,多次犯因其具有严重侵害法益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防控犯罪的需要、固有刑法打击此类犯罪难度较大等因素而成为区别于结果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新的犯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