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现代公民权起源的两种解释;比较与评析

针对现代公民权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解释框架;一种是以查尔斯·蒂利为代表的战争谈判论.另一种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城市类型论.在结合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一个有关公民权起源的比较全面的认识;现代公民权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产物,在本质上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产物.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从“宗族偏好”到“理性表达”——家族参与村庄政治的路径选择

家族参与乡村政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偏好”到现代社会的“理性表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将长期与现代的乡村治理发生着互动关系，从而推动乡村的政治建设进程。     

论近代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

在近代,苏北地方出现了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三种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衡、控制体系瓦解以及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社会失范与社会秩序丧失为政治共生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丧失导致匪患严重;劣化之乡绅沦为把持地方、对抗国家的恶势力;青帮和刀会扩展迅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混乱。三种失范现象交互作用,使苏北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严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发展,苏北地方危机日益深重。     

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

文章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公社体制是将农村个体经济地组织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机制。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虽然保证了国家的强控制，但也牺牲了乡村的自治，造成了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公社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造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混乱，因此，其解体也是必然的     

论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的特征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新时期在广大乡村地区的存在的一种法律亚秩序,与传统社会的乡村法律秩序相比,具有现时段、地域性、重构性、博弈性等四个方面的特征。     

单位体制:一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的挑战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单位体制为社会的整合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形式,是中国在通往现代国家进程中作出的现实选择。单位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了一种强依附的纽带,并有效实现了资源汲取与再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等功能。正因如此,国家政权才能克服晚清以来内卷化的趋向,实现了政权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由此而获得强大的国家权能。然而,单位体制的不足在于它全面侵蚀了社会的存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这是背离于现代国家有限政府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体制逐步消解,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呼之欲出,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新的纪元。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评说

现代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其代表人物是格林、里奇、博赞克特、霍布豪斯等。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现代自由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而且推动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等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发展。研究现代自由主义对于了解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辨明是非，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现代自由主义虽然仍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核心，但是为了适应20世纪的政治需要，其基础理论、政治主张，尤其是国家学说与传统自由主义通异。关于…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市民社会的现代意义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市民社会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是政治制度化、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治理乡村的基本模式是创建新民团制度,以民团为中心力量和推动力,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在当时广西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新桂系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不足之处和负面效应也十分明显,其更深地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加重了社会危机。新桂系最终没有找到解决乡村危机的出路。     

传统社会的政治差异与现代政治的发展

揭示不同类型传统社会的政治差异，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不同国家的传统政治以至现代政治的特点，深化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而且对处理好当代政治发展中的传统政治影响问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发达国家传统社会的政治的主要特征1．君主制集权的程度一般要低于发展中国家。第一，在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掌握方面，发达国家传统政治中君主集权受到的限制比发展中国家要多。英国的君主集权统治确立以后，还设有每年开会三次，由教俗大封建主等成员组成的会议，协助国王对国家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大会议实际上兼有咨询、行政、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