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文化与现代大学文化创新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传统书院倡导个性自由,重视学术创新,强调人文情怀,为现代大学文化创新提供了许多启迪和参考。基于书院制建设的现代大学文化创新具有引领的作用,传承传统书院文化,实现现代大学文化创新,是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有助于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德育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道德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儒家道德文化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为基本精神、“知行合一”为践行方法，建构起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吸取其精华，对创新和发展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大学德育；内圣外王；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继承；创新     

基于书院制的人才培养改革与大学生发展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深受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制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现代大学书院制为人才培养改革注入了活力，有利于高校培育办学特色，提高培育质量。书院教育以文化活动和文化平台为载体，拓宽师生间的沟通渠道，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浅论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是当下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本文从分析文化、组织文化与大学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入手，通过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研究已有成果的梳理，从文化个性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灵魂，大学理念是大学内部管理与运转的哲学基础，符合逻辑地论证了大学呈现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历史视野下传统书院发展对现代 高校去行政化发展的启示

“去行政化”是近年我国舆论界和学术界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热议中最为突出的字眼，是针对高等教育实际办学中出现的种种不应存在于高校这一学术机构中的行政化倾向而提出的强烈呼吁，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并没有实质进展，要么停留于高台讲章，要么流于形式。这样一条通达实现高校变革的合理途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则困难重重。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传统书院倡导个性自由，重视学术创新，强调人文情怀，为现大学文化创新提供了许多启迪和参考。本文通过问题提出、传统书院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其在此基础上探讨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启示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从古代书院精神看中国现代大学的价值理想

我国古代的书院精神以其人道主义的价值仪轨、人文精神的自然和谐、兼容并蓄的开放多元、学术创新的自由独立等等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大学精神的核心。而千百年来,书院精神亘古延绵,对中国古代、近代大学的建制与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并在新的时代风潮中被纳入21世纪人文文化体系以其精神宏旨实现中国现代大学价值理想的重塑。     

中国古代高教文化的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的大学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这些机构或曰大学或另有其名。古代传统大学的文化积淀是从“明人伦”、“修己治人”到“化民成善”,回归人之“性理”的教育精神,再到 “利济苍生”精神文化变迁,传统大学文化具有注重社会本位、注重伦理人文以及重“道”轻“器”等显著特点,这些积淀构成中国大学文化精神的底色。现代大学文化可以借鉴其利济苍生的社会担当、伦理人文的教育理念、“道”“器”融合的思维方式等。     

略论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与封建社会占垄断地位的官学不同的教育组织形态,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对中国封建文化与士人人格塑造产生过深远影响。而欧洲中世纪大学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倡导人文与科学精神,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学术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

探寻中世纪大学因何产生，不但具有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追问大学“从哪里来”的哲学意义。从学术资本视角看，高深知识获得商品的正当性，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点，知识如果不能成为商品，就不可能产生学者行会；基于知识交易的学者行会形成，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起点，没有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也就不可能存在教师型大学或学生型大学；高深知识在大学内外部的交换逻辑，是中世纪大学生存的支点，正是遵循道德规则的知识交换，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支持。     

涵养军旅文化,让教育绽放美丽容颜

正四甲小学创建于1864年9月,前身“东渐书院”,百年传承,底蕴深厚;学校毗邻四甲部队,受军营文化浸染,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10多年来,我们以“书院文化”、“军营文化”滋润与养育学校文化,确立了以“军旅”为主题、“亮剑”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建设内涵。军旅文化在摸索和积淀的过程中,以无形的精神文化感染人,以严密的制度文化规范人,以有形的物质文化影响人,以丰富的行为文化培养人。一路走     

中国精神生成的传统文化维度——从梁漱溟文化思想析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传承与弘扬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高度重视中国精神在实现“中国梦”伟大实践中的作用,并提出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重要论断。弄清楚这一论断的内涵,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挥“伦理型文化”独特优势,构筑中国精神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现代转型的内在需要。梁漱溟先生基于对“文化即生活”的主张,以解构传统文化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为路线,深入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短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了解他的文化思想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促进“伦理型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契合共生,促进民族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优化书院制建设的对策与建议——以肇庆学院为例

肇庆学院实施书院制改革,重视大学传统与书院传统的结合,在不断优化书院制建设、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以下8种发展策略：创建高校德育工作的书院制路径;完善书院管理机构功能;提高书院导师队伍水平;发挥隐性教育力量,构建书院特色文化;构建书院“家庭式”学生社区;建构书院和谐的师生关系;继承书院优良传统,重塑中国大学创新精神;拓宽学生成长的多元渠道。     

制度环境与大学组织:中世纪大学的借鉴与反思

作为中世纪欧洲留给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中世纪大学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诞生的。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兴起、多重秩序格局的存在、基督教文化的主导和行会组织的盛行,不仅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中世纪大学的知识献祭、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民主管理等组织特质与制度安排,当然也与中世纪大学组织的保守性、职能的单一性和组织自控力的缺失等组织缺陷或制度弊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些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福”文化：新时代文明的价值意蕴与传承弘扬

“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文化。探究“福”文化的形成、发展及演变，梳理现代之“福”与传统之“福”之间的关联性、传承性，以现代理念诠释“福”文化在生命价值实现、百姓日常生活、具体劳动创造中的新时代价值，让“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衔接，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文化支撑，为走好新时代幸福之路提供启示。     

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一般认为现代大学肇始于西欧中世纪大学.在宗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被普遍认为毫无智慧之光的中世纪竟然产生了当代依然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集聚、整理、创新与传播的机构和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大学,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毫无疑问,在西欧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过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基督教(天主教).从这方面考虑,考察基督教对其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有意义的,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现代大学.本文主要从大学精神、大学组织机构、大学人员构成和大学的独立与自治等几个方面论述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赛珍珠研究对大学文化建设的意义——以宿州学院大学文化建设为例

通过对赛珍珠传播中国文明、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分析,阐述了赛珍珠作为文化桥梁和大学文化的国际使命之间的关系,以及赛珍珠博爱精神和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的关系。宿州学院校训中的“友善”“务实”与赛珍珠创办“欢迎之家”并亲自践行她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把赛珍珠的精神内化为宿州学院的大学文化来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和谐文化：大学文化建设的使命

通过对和谐文化的意蕴、作用、地位的分析，指出和谐文化是历史反思与时代发展的契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大学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的分析，指出和谐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本质需求和目标追求；提出构建和谐大学必须提高文化自觉，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学文化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

宋代书院是与欧洲大学几乎同时出现和繁荣的高等教育形式,二者都对此前的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与挑战,但二者后来的命运迥然相异,书院一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最终沦落;欧洲中世纪大学却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书院的沦落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外因的作用。     

人文精神与大学文化品位

探究了人文教育对大学文化品位建设的影响,分析了现代大学文化中由于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缺失带来的问题以及人文教育在大学文化品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加强人文教育、弘扬人文精神、建立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教育融合机制、推动大学文化品位建设的教育思想。     

文化视野下金陵女子大学的组织变迂分析

从文化的视角剖析金陵女子大学的组织变迁，可以看出，金陵女子大学诞生于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中国近代社会；经过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洗礼，现代科学精神成为引导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面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变更，它及时调整以顺应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但最终并没有摆脱教会大学的命运，伴随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