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自注辨析三则

白居易诗歌文本的特点是自注非常多,这些自注中的绝大部分出自白居易本人之手并无疑问。其中一些曾经引起学者们怀疑的自注,如关于＂唐书＂的理解问题、＂鶗鴂＂的音注问题和＂半月之间四人死＂与相关史实的乖违问题,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未必是后人的篡改和妄增。这些自注的真实性,也从侧面证明了白居易诗歌文本保存的完整性。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唐诗词汇研究方法考察——以白居易诗歌词汇为例

白居易诗歌语料通俗、丰富可靠,其词汇研究可采用“参考作者自注”、“参考历代笔记史料中的解释”、“参考古代字书、韵书中的解释”、“方言求证”、“排比归纳”、“推求词语理据”、“探究词语的来龙去脉”、“同语素词语类聚”等方法.由于白居易诗歌词汇可作为唐诗词汇的典型代表,因而上述研究方法应该适宜于整个唐诗词汇的研究.     

刘禹锡的交游

(一)刘禹锡与白居易刘禹锡何时与自居易相识?贞元九年,刘禹锡登进士科、宏辞科。十一年,登拔萃科。贞元十六年,白居易登进士科。十九年,登拔萃科。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刘禹锡的科名在白居易之前。白居易《梦得前所酬篇有“鍊尽美少年”之句因思往事兼詠今怀重以长句答之》云:“鍊尽少年成自首,忆初相识到今朝。昔饶春桂长先折,今伴寒松取(一作‘最’)后凋。”自注:“昔登科第,梦得多居先;今同暮年,洛下为老伴。”这首诗,只能说明白居易对刘禹锡先登科第表示羡慕,不能认为自居易在应试时就认识刘禹锡。白居易有《为人上宰相书》,是写给韦执谊的。书中说:“今主上肇抚苍生,初嗣     

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白居易的诗在文学史上以"讽喻"和"直白"而著名,这也成为了描述其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格时的常用标签,但是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白居易的讽喻诗存在两大"困境":一是讽喻诗的实际讽谏效果远远没有达到白居易所预期和后世所想象的程度;二是虽然白居易十分推重自己的讽喻诗,但当时社会所欢迎的却是白居易其他类型的诗歌。     

论白居易乐舞诗的价值

白居易的乐舞诗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不仅保存了大量关于音乐、舞蹈、乐器的生动形象的记载．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唐代乐舞的珍贵史料,而且从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角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时代变迁、各阶层人物,尤其是乐伎和诗人的生活与心态等。本文由于篇幅所限,主要探讨其审美价值、史料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

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从口述史的类型看,其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我国,口述史工作有着革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通过了解历史真相,从而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此外,口述史对其从事者的职责、任务、素质,对象、题材、工作规范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白居易在长安

白居易一生在长安度过了二十多年时间．从勇敢谏诤的左拾遗到意气消沉的太子少傅，前后判若两人，白居易对中唐杜会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广开言路、举贤任能、轻循薄赋等主张是切叩时弊的，白居易的讽谕诗抨击黑暗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自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自居易诗与“烟”有关的意象词语之语言分析

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是汉语词汇史构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诗歌意象词语的研究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唐诗是汉语古典诗歌的巅峰，以唐诗意象词语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白居易的诗歌以其创作成就高、作品数量多且保存完整，成为唐诗意象词语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选取白居易诗歌中与“烟”有关的意象，对这些词语进行语言分析；试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挖掘或阐释这些意象词语背后的“隐含意义”，揭示其间融入的人文因素和文化积淀，从而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思路作出尝试。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     

关于南宋斥堠铺、摆铺的几个问题

关于南宋摆铺的创置时间,史籍有多种记载,学界亦存不同说法,而种种史料表明,应以绍兴四年为宜.斥堠铺和摆铺设立后,都有所演变,斥堠铺内从役人员由弓手、保甲改为军卒,其性质亦由临时变为常设.摆铺初设时,由枢密院主持,地方帅臣和行政长官具体兴办,后来则归三衙和诸军负责.斥堠铺、摆铺和省铺在设置状况上有所区别,职能上亦有分工,但因管理混乱,使文书传递屡出症结.另外,南宋新置斥堠铺和摆铺还导致了部分地区省铺系统的衰废,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建立起来的驿传制度中良好秩序的破坏.     

刘辰翁的杜诗评点初探

刘辰翁是我国评点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其众多的评点作品中,杜诗评点影响较大。从表面上看,刘氏评点完全不同于诸家对杜诗的注解,是一种对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的探讨;往深层观察,刘辰翁的评点是与作者进行一场心灵的交流,从而使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历代乾陵诗及其史学价值

以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为吟咏对象的乾陵诗,是中国古代帝陵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及史学价值不可低估。历代乾陵诗多集中于评论武则天功过是非,作者群体则名流云集,既有陕西关中本地文人,更有历代任职关陕或路出乾陵的著名学者、官员。乾陵诗为今人了解乾陵陵园在后代的植被保护情况、陵园建筑、石刻存在状态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从《史记》到《后汉书》：史传的由奇到诞

中国史著自先秦时代即不乏好奇,但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虽好奇而少有夸诞内容,自《三国志》始有《方技传》等专载方术奇诞之事,范晔《后汉书》则后来居上,并对后世史著产生相当影响。由《史记》到《后汉书》趣尚之变有时代和个人诸种缘由。一方面,史学与史官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文学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要素与历史品格,另一方面,文学要素与文学品格又几乎是史著与生俱来的内质。中国古代文、史著作,长期呈现的一直是史文诗赋相互融通的局面。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义无反顾的光芒穿过寒冷”—白红雪诗歌的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

白红雪的诗歌充满无限可能的悖论空间和强烈的尴尬与反讽意识。这种强烈的悖论性紧张、矛盾修辞和尴尬抒情,源于他提前用理想情怀的冲动领受了一个时代难以想见 的寒冷,并以一束义无反顾穿越寒冷的光芒的姿态在诗歌的世界中探寻。其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悖论性修辞的话语方式,同时呈现了个人生活体验、想象方式、生存方式的某种尴 尬、冲突。诗人要表达真理只能用悖论的语言,作为一个真正的与语言、想象、经验、现实、历史不断发生摩擦的诗人,白红雪的充斥着悖论修辞与尴尬抒情的诗歌彰显出了悖论 的强大力量。     

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的翻译特色

孙大雨的《屈原诗选英译》具有学者气度和学院派风格,译评结合、注释丰盈、弹性押韵是其主要的翻译特色。孙大雨运用“历史透视”与“价值判断”的方法对某些中外学者关于屈原其人其文的偏颇观点进行批评,并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翻译依据;音译加注、直译加注以及意译加注的结合有效弥补了翻译中的文化缺失,这种研究型翻译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普遍性和灵活性协调的押韵原则体现了严谨与自由相统一的译诗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