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改后不同市态下汇市与股市溢出效应的异化

本文按照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将2005年7月22日至2008年10月28日的整个样本区间划分为牛市和熊市两个样本子区间,采用样本子区间内的兴业银行人民币综合汇率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对数收益率的日数据,通过VAR(p)-BVGJR-GARCH(1,1)-BEKK模型实证分析了2005年汇改后不同市态下中国汇市和股市间溢出效应的异化现象.结果显示,汇改后,牛市和熊市中的中国汇市与股市间溢出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牛市时期,汇市和股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都具有非对称性,两市场间不存在均值溢出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都存在非对称效应.而熊市时期,只有汇市的条件方差对自身负冲击具有非对称性,汇市股市间只存在股市对汇市单向的均值和波动溢出效应,且一个市场的条件方差对另一市场负冲击均不存在非对称效应.     

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GC-MSV模型及其应用

在资本自由流动、信息充分的背景下,金融市场之间受相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协同变化的特征,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一直是经济金融界研究的热点。随机波动模型是随机微分方程的离散化表示形式,其通过一个不可观测的随机过程来描述金融时间序列的波动特征,更适合于金融领域的实际研究。本文引入GC-MSV模型对我国汇改后汇市与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汇市与股市间存在负相关的动态价格溢出效应;在人民币持续升值阶段和持续震荡阶段均存在不对称的波动溢出效应,且随时间推移波动溢出效应有所减弱。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中外股市收益率的非对称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上证综合指数的样本数据,构建AG-DCC-MVGARCH 模型,运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和LR检验,实证研究中外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其是否具备动态特征和非对称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与香港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但在2007年以后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香港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的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且在2005年之后这一相关性大大增强;美国与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市收益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产生显著的非对称冲击效应,且负向冲击效应更大,美国股市收益率的波动对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股市下跌时3个股市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增强,尤其是美国股市下跌会对其他股市产生较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传染效应。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我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小波多分辨的多元BEKK-GARCH(1,1)模型分析

汇率机制和股权分置改革加强了我国汇市与股市一体化程度, 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演化和几大经济危机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两个市场间的关联性。本文采用小波多分辨分析与多元BEKK-GARCH(1, 1)模型相结合方式研究了国内汇市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关系, 实证结果不仅表明两大市场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还发现在不同交易周期下存在着不同的波动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股市向汇市有单向传递效应, 随周期变长发展为双向溢出, 其中又以汇市向股市波动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长期则仅有小幅度溢出效应存在于股市向汇市波动传递过程中。     

离岸与在岸人民币汇率:联动机制和溢出效应——基于VAR-GARCH-BEKK模型的分析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离岸与在岸市场汇率的联动机制与相互影响,对于探讨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VAR-GARCH(1,1)-BEKK模型,在控制美元汇率、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宏观经济走势等变量后,分析了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冲击传导效应、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深入探讨了两个市场的联动性.结果表明:1)两个市场存在明显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的冲击更大,而离岸市场的远期汇率引导着在岸远期汇率的形成; 2)“8. 11汇改”后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影响增强,两个市场的联动性更加明显; 3)美元走势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影响都非常显著,但即使控制美元走势后两个市场之间的汇率联动关系仍然存在.     

汇率对FDI的影响： 基于实物期权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实证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期权特性,本文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就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理论上证明人民币汇率水平、汇率预期和汇率波动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的数据对模型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考虑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汇率水平及汇率预期有很大影响,本文将样本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段.分段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2005年汇改前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一直是影响中国FDI的主要因素,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对FDI的影响不显著;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汇率预期对FDI的影响变得更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FDI的影响变得显著,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性对中国FDI的影响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汇市与股市间的时变冲击影响研究

股市和汇市的动态关系研究对于宏观金融政策制定和微观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针对金融时间序列长记忆特征,改进Primiceri时变VAR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给出长记忆动态VAR模型.基于2005年8月1日至2011年10月20日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和美国标普500指数的日价格数据,利用长记忆动态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汇市与中美股市问的动态冲击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股价收益率序列具有长记忆特征,美国股价收益率具有反持续性特征;存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股市波动的单向冲击影响关系,且汇市对股市的冲击持续期为7天左右,前3天的冲击影响具有一定的时变特征,但这种时变性具体表现为结构突变特征;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股市冲击影响的时变性在短期与汇率机制改革政策有关,在长期与金融环境剧变有关.     

“8·11汇改”推动了人民币汇率更加浮动吗?——基于反事实方法的量化评估

使用面板数据下的“反事实”分析方法，通过剔除国际金融市场变动等共同潜在因子的影响，量化评估“8·11汇改”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8·11汇改”确实大幅提升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率，这体现在“8·11汇改”之后真实波动率曲线始终高于反事实波动率曲线，处理效应均值为0.007 7且在1%水平下显著；其次，逆周期因子政策实施后，处理效应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这说明逆周期因子的引入并未改变“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提升的事实.上述结论在替换汇率波动率指标、安慰剂检验、增加控制组变量、改用BIC准则选择最优控制组、使用半参数估计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始终保持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透明，央行对中间价的直接干预减弱，且2017年后央行通过外汇储备进行冲销干预的力度减弱是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提高的重要原因.     

基于滚窗VAR的沪港通波动溢出效应测度

股市间的互联互通是把“双刃剑”,在加强联动性的同时也扩大了风险敞口。作为中国股市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沪港通开通六年来的效果如何是业界关注的议题。本文运用滚窗VAR方法计算沪港通前后各1000个交易日期间上海、香港和纽约股市的时变波动溢出指数,进而分析两两市场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大小、传导方向变化。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实施,增大了沪市与香港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美国的波动溢出效应相对减小,沪港通在加强沪、港两市联动性的同时弱化了与纽约股市的联动性;改变了沪港两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传导方向,由单一的港→沪溢出变为以沪市为主的双向沪←→港溢出,同时也增大了对纽约股市的溢出效应,增强了沪市的竞争力。这一结果符合经济基础假说和协同市场假说。本文的研究改进了股市间互联互通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和传导方向的测度方法,并为中国沪港通政策效果评价及进一步的国际板开设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宏观因素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多重政策目标协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引入结构性政策转变虚拟变量，构建了反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效应的MDV-TARCH-M模型，分析了国内外差值变量和货币政策调控指标对汇率长期和短期变动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历次改革中，只有中间价形成机制调整对促进汇率双向浮动产生显著效果；其次，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速度放缓与国际经贸关联日趋紧密的交互效应的具体表现；第三，国内利率主要调节实体经济，对汇率的影响被阻断，但过高国际利差不利于人民币升值；最后，建立在贸易生产与货币政策之上的两组变量反馈机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准则相互关联。     

P2P网贷利率存在波动溢出吗？——基于时-频域溢出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小波视角,采用多分形波动率,构建时-频域溢出指数刻画市场间复杂性,借以研究网贷市场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波动溢出问题,并利用行为金融学和长尾理论解释异常现象,结果表明：（1）网贷市场与其他市场均存在双向溢出,且随着时间尺度从短期向长期推移,溢出强度不断上升,其中网贷市场与Shibor溢出效应最为显著。（2）总体上网贷市场主要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但在部分短期尺度上能够主导跨市场传染过程。（3）网贷市场与其他市场间显著溢出主要集中在网贷问题频发时期。（4）在股市和债市低迷时期,网贷市场能够主导彼此间的溢出。稳健性检验佐证了以上结论。     

我国内地公司ADR与原股的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以14家同时发行H股与ADR,6家同时发行B股与ADR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GARCH(1,1)-MA(1)模型,探讨ADR与原股报酬波动的外溢效应,以了解我国证券市场与美国证券市场的整合程度。结果发现,我国H股与ADR之间存在报酬波动性的双向相关性,B股与ADR之间存在报酬波动性的单向相关性。本文认为,投资主体差异、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以及汇率制度是三个影响我国市场和美国市场整合程度的主要因素。     

基于向量GARCH模型的国际证券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以向量GARCH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证券市场中上海A股市场、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的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并且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市场均不存在单向的均值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上海A股市场和美国证券市场存在波动溢出效应,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加强。     

B股与H股及红筹股之间的溢出效应与信息流动

运用向量GARCH-M模型检验了B股与H股及红筹股之间的溢出效应与信息流动.实证结果表明:红筹股对沪深市B股、H股对沪市B股的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而反向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表明信息是从红筹股向沪深市B股、从H股向沪市B股单向流动的;深市B股与H股之间相互的收益溢出效应均存在,而波动溢出效应均不存在,信息在H股和深市B股之间的流动情况不明显;在信息流动过程中,红筹股始终处于信息领先地位.     

LME与SHFE金属期货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效应研究

基于t分布的双变量EGARCH模型和日内信息传递速度模型,本文采用日数据对LME与SHFE金属期货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LME与SHFE之间的期铜市场存在双向的价格引导关系和双向的波动溢出关系,而期铝市场存在双向的价格引导关系,但并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关系;同时,LME与SHFE之间的价格信息传递均是迅速的,一个市场的交易信息可以在日内被另一市场吸收;并且,无论在价格引导、波动溢出力度上,还是在信息传递速度上,LME市场均比SHFE市场具有更强的影响力,仍在信息传递中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原油期货动态风险溢出研究

本文首次量化分析了我国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上证指数以及人民币汇率之间的风险溢出关系。通过构建收益率和波动率的静态和动态网络，本文对我国原油期货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向的强度、方向和动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研究发现，我国上市的原油期货与国际基准原油之间的信息关联密切，与股票市场以及汇率市场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同时，在构建的原油-股票-汇率系统中，我国原油期货处于信息的接收方，国际油价波动信息对我国原油期货市场存在明显的正向冲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