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浙江省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浙江省农村政治因各郡建政先后不同及受李秀成政治的直接影响程度不同而呈现出较显著的地区差异:嘉兴郡实施传统地方行政为主的良性政治,绍兴、宁波郡以征贡为主、传统行政为辅,台州、温州、金华、湖州等郡以征贡方式为主。浙江太平天国当局希望乡官的政治表现能够弥补他们自身地方行政经验的不足,个别地方出现的县级政权的本土化现象只能说明太平军对农村建设的漠视。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太平天国苏州三县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苏州三县是苏福省的中心地区,受到李秀成的直接关注,其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意图,是后期天国农村政治最成功的地区。三县太平天国当局重视乡官行为的标本示范作用,执行传统农村政治经济政策比较顺利,普遍推行了“轻租赋”的农业政策,特别是在执行“着佃交粮”时,有意对佃农加以照顾。具体操作中,为迅速恢复生产秩序,根据土地实际耕种的情况,采取“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为减少统治成本,李秀成给予永昌徐氏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力。     

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

国民党出于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自成立起对太平天国一直采取隐恶扬善、完全肯定的态度。随着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兴起和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又从保卫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否定太平天国,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学术之争转变为国共两党的政治争论。通过研究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原因及其过程,重新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把真实历史内容还给历史,是探讨这一问题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秦汉乡里的社会职能

在秦汉地方行政组织中,乡里作为政权的最低基层单位,地位至为重要。举凡国家赋税、徭役、兵役以及地方教化、狱讼、治安等,无不由乡官里吏直接承担。作为一个社会实体,乡里又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乡里来窥其大略。因此乡里有着重要的社会职能。     

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与王天奖先生商榷

1958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刊载了王天奖先生“关于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一文,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中、下层之对于太平军,并不象某些同志所認定的那样,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抱着完全对立的态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曾经接近过,或试着接近过太平军的。另一方面,太平军对于地主阶级,主要是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在一开始时就对他们采取敌视和     

太平天国儒家化施政群体剖析

1860年后太平天国在苏福省、浙江省实施农村政治的过程中,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贵族构成了一个儒家化施政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的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具有良性施政倾向.这一倾向是对太平天国以客家人为特权贵族阶层的贡役制社会结构的否定与反动.这一群体所实践的儒家化的农村政治,尽管不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主流,但仍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少数民族传统政治管理对民族地方行政管理的影响

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地拥有或曾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政治管理体系,并对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产生着一定的影响。本文就少数民族传统政治管理的表现、特点,对民族地方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其发展重心进行阐述,意在促进民族地方行政管理与传统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推动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发展。     

太平天国时期的常州地区

在太平天国时期,常州地区既有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又有清政府的地方政权,既有太平军,又有清军江南大营、淮军、团练、洋枪队,政治、经济、军事斗争激烈而复杂,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很值得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太平天国失败新说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原因当是太平天国政权对儒家积极思想的背叛,是洪秀全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既反儒教又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予以认同,他崇奉基督新教又对新教教义一知半解。这种矛盾性使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指导思想,没有在整个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力。对儒家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排斥又使太平天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维护儒教和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用儒家思想牢牢控制军队,把道德说教与儒家功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外来基督新教对中国本土儒教的失败。     

太平天国与吏治

晚清道光、成丰年间吏治的腐败,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靠反清朝腐败吏治起家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却忽视了自身对吏治的整饬.从而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力量.这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与太平天国领袖们不重视吏治整饬的态度相反,清统治者特别是湘军代表人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痛定思痛,在整饬吏治上狠下功夫,取得了相当成效,从而奠定了战胜太平军的政治基础.1864年太平天国的失败,最终说明重视整饬吏治与否的重要性.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拉祜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职官制度。最初是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古老的"卡些卡列"职官制度。其在组织与家庭结构关系上与拉祜族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虽然已显现出某些社会政治功能,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职官体制,管理机构也不完备,属于原始民主管理制度。当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在拉祜族地区确立后,"卡些卡列"制度被纳入土司统治下的职官制度体系之中。而随着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与保甲制度的建立,拉祜族的传统职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浅析农村社会存在的违法行政问题--由"精神病人死得其‘锁''"引发的思考

农村存在大量违法行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执法者和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农村社区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因素,以及由此导致的执法存在乡村习俗与国家法的“合作”、执法过程中的“低成本”运作、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律权威尚未树立等问题。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权力运行模式和农民主体意识的养成等方面看,农村通往法治的路仍然相当漫长。     

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新视角,"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政治传播观可以作为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条途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植根于孔孟对人际交往中语言传播道德的认识,它是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作为中国式的"魔弹论",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结构、政治背景之中,体现于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严格控制信息传播及强化君尊臣卑等几方面,都可以从"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分析中找到线索.     

太平天国平等思想述要

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主要体现在敬奉上帝、领导人之间、组织安排、官员选拔、政务决策、司法制度、科举制度和妇女地位等方面 ,这既是对历代农民起义平等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更是清政府黑暗统治下的现实反映。同时 ,基督教、白莲教和天地会等教义中的某些平等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由于农民意识的封建性 ,其平等思想不可避免地又带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