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立法上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契约自由在经历岁月的洗礼之后,正逐步走向衰落。但是,坚持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却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因此,现代合同法虽对合同自由予以一定限制,却不能取消这一原则。尽管我国合同法的发展过程与发达国家形成强烈反差,但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这种趋势却是正常而必然的。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度,不仅是与国际潮流接轨所需,也是使社会主义法治能切实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必然要求。     

对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理性思考

契约自由是私法的基本原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将契约自由绝对化,因其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各国采取措施对其加以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契约的衰落或死亡”,相反是契约法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丰富与发展。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基石和灵魂,同时,必须辅之以适当的限制、适度的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从本质上说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忽视对自然人、法人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尊重,把政府调控的手段目的化、政府调控的功能绝对化、政府调控的形式随意化,则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扭曲。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之实体研究

违约方在不具备合同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也未能与守约方达成解除合同协议时,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在学界及实务 界均颇有争议。基于合同主体平等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正义原则、合同效率价值以及节约社会资源要求,可赋予违约方 以合同解除权。然基于契约严守原则,违约方解除合同应受到严格限制,缘于自由相对性及鼓励交易原则,如合同标的不可替 代或者替代标的不具备现实性以及损失难以计算等,则不应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一旦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则须赔偿 守约方的履行利益,包括合同约定价格与合同替代履行价格差额和合同替代履行费用等。     

自由软件正当性的理由及其启示

限制软件的自由会导致许多负面影响，而倡导自由软件并不会导致没人愿意开发软件，也并不必然导致软件开发的效率和质量降低。自由软件运动提醒我们对知识产权法立法目的的关注，即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并非当然地是向知识产权人提供尽可能大的人为激励才能实现。软件自身的特点促使我们在通过版权制度对其加以保护时应更加谨慎。     

论经济自由的含义及其价值——以公用事业的市场准入为视角

经济自由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经济活动,并承担相应的后果。经济自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市场主体的个人权利,是自由权的重要内容。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对非公有经济在公用事业的市场准入方面实行管制,实质上是对经济自由的限制。我国宪法虽承认了非公有经济的合法地位,但对于非公有经济的经济自由权却未明确规定。宪法的功能不仅在于对国家政治权力的限制,还应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权力的限制。在公用事业市场准入问题上,有必要将经济自由提高到宪法层面加以保护,平等对待非公有经济主体。     

排污权交易合同及其规制

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境污染控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由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排污权交易合同、政府监督管理三部分架构而成,其中排污权交易合同居于核心地位,彰显其民事法律性质.排污权交易一级市场是政府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初始分配,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二级市场是排污单位之间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再分配,更多体现的是意思自由,属于真正的市场机制.现实中人们普遍关注排污单位之间的点源交易合同.面向未来发展需求,点源与面源的交易合同大有潜力.排污权交易合同的主体、客体、成立、生效及效力有别于传统民事合同.合同主体的行为可能同时涉及几种法律责任,呈现竞合特点,且竞合性责任的承担不是择一适用,而是同时适用,以保证对受损利益的全面完整救济.     

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宏观与微观条件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但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需要一系列的宏观与微观条件。在条件具备时,要适时推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冷眼看“法无禁止即自由”——评我国《物权法》抵押物范围的立法模式

“法无禁止即自由”强调私权主体的自由不受公权主体的随意干预，强调私权主体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自由。我国《物权法》对抵押物的范围采取反面排除的立法模式，是对“法无禁止即自由”的误解。抵押物范围法定，是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应当从体系的视角，对我国《物权法》抵押物的范围作出合理的解释。     

论我国不安抗辩权与情事变更的司法适用

不安抗辩权基于双务合同而发生,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出现作为该双务合同基础行为的另一合同发生变更,此时如何保护双方的权益成为司法难题。由于不安抗辩权适用条件的有限性,先履行人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双方合同的交易基础为履行另一合同,那么在基础合同发生变更时,一方当事人可基于情事变更而中止履行。     

紧急状态下的公民权利保护

紧急状态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恢复公共秩序,政府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必然会导致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受到更多限制和克减。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被政府随意剥夺,本文就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保护的必要性、保护的范围、保护的原则以及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进行了粗浅的阐述。     

中国古代对“两不和同”的法律规制:以买卖契约为例

中国古代契约实践对当事人"和同"意志的强调由来已久。法律对"两不和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规制,禁止买卖契约中的"较固取"、"更出开闭"与"参市"等行为,这体现了对契约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契约自由。     

对行政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探讨

建立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是私法合同的一个原则。在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行政合同同样应该贯彻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在行政合同中所表现出的特点,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能的合同,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行政合同中的契约自由是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有限的契约自由。     

对我国要物合同规定的反思

由于要物合同与合意主义在表面上存在严重冲突,许多学者主张将之废除。但由于他们未能正确认识到要物合同这一旧的法律遗产被保留下来的真正原因,要物合同存在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被低估了。从正当性的视角看,法律规定要物合同不仅是对交易形态的如实反映,且会为当事人的系争提供规范依据,在特定的交易场合,该设计甚至有利于达成当事人双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从必要性的视角看,要物合同之设不仅会回应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求,且它为设计将来可能出现的非传统要物合同留下了余地,甚至某些新的交易形式亦有需求它的空间。我国的要物合同规定应在如上法理的基础上加以修正。     

论强制缔约制度

强制缔约是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它不同于格式合同、命令合同。强制缔约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形式。它的产生既对合同法律制度形成一定的冲击,又是司法社会化的表现,体现了对消费者保护的思想。我国现行法对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责任不应纳入侵权责任,而应形成一种新的责任类型,因为它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具有自身特点。因此,我国民事立法不仅要确立各种具体的强制缔约形态,而且要建立强制缔约的相关规则。     

项目管理承包模式下激励合同的构建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国际工程承包商的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其服务范围也不断延伸，同时随着相关金融服务体系的日臻完善，工程建设项目的大型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项目管理承包(projeet management contrad，PMC)作为一种新型的工程建     

“交易习惯“法律适用之探讨

"合同法"对于"交易习惯"的确立,一方面丰富了合同法的内容,突破了只有合同明确约定的事项才能成为合同内容的旧观念;另一方面,交易习惯的适用也有利于解决合同纠纷,对于消除合同各方的意见分歧,分清责任,提高合同效率,促进交易,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     

基于诉讼防范的保险合同前期交易成本与后期执行成本权衡

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日趋增多。为此当事人须耗费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这些均计入诉讼成本,区别只在于:一方耗费的诉讼成本多一些,另一方耗费的诉讼成本少一些。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当事人都是输家,是"双输"的结果。究其原因,是保险合同当事人没有权衡好前期交易成本与后期执行成本的关系,前期交易成本过低,致使后期执行成本高昂。     

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私法领域中的契约分为个别性契约和社会化契约。个别性契约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就特定的事项达成的协议,只对特定的当事人有约束力,由传统的民法来调整;社会化契约是众多契约当事人之间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长期安排而产生的各种关系,其当事人是不确定的群体,不考虑将来不确定的事项,契约不通过承诺达成。从本质来说,所有的契约都是社会化契约,只是某些契约可以通过忽略若干条件,简化为个别性契约。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显著不同,前者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国家经济职能的体现,授予国家的是代理权;后者是国家政治权力的来源,让渡给国家的是部分自由权。     

订单农业核心价值与创新动能的双重检视

订单农业作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重要经营模式,对其核心价值与创新动能进行深入探析意义重大。通过静态混合博弈均衡及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凝练出三个重要结论:(1)订单农业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订单农业的创新首先表现在缔约双方是农业龙头企业与规模化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则通过与合作社、家庭农场实现融合发展来参与订单生产;(2)订单农业的创新还表现在将简单的商品交易契约内化为生产流程中系统的生产阶段性服务契约,订单提供者以社会化服务供应为代价,促使订单承接方让渡／共享生产的管理权限;(3)提供农业生产全流程社会化服务有助于订单履约环境的优化。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来保障订单农业的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