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

辛亥革命时期为我所用的原则决定了此期翻译活动对原著的非忠实态度,草率从事蔚成了此期翻译的时代空气。至“五四”时期,译者提倡直译,承认自己作品对西方文学的仿效性,这形成了“五四”时期一代文学作者集体性的选择     

以“切”代“雅”,切合实际,恰如其分──评介刘重德教授关于风格翻译的原则

风格翻译的原则问题一直是我国翻译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对刘重德教授提出的以“切”代“雅”的风格翻译原则作了具体评介，论述了“切”字作为风格翻译原则的适用性、可行性和科学性；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论证了“切”字原则完全适宜于各种文体风格的翻译，不但适宜于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不同类型的文学翻译，而且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科技文献翻译．“切”宇原则，切合实际，恰如其分，是译者的行动指南．     

跨文化视角中文学翻译的异化取向

文学翻译传统上有两种手法:归化和异化。归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部分译文读者克服了阅读障碍,但同时造成了文化交流的误解和障碍。实际上,文学翻译除了要追求内容之外,还要追求“异国情调”和表现形式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未必是东方文化盲或西方文化盲。译者应该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的语言知识、文化积淀、思想感情的倾向性等充满信心,相信他们有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因此跨文化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原则取向应该是异化,而不是归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的根本任务,即传播和交流文化。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许渊冲翻译理论在《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中的再现

本文通过对许渊冲先生的文学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引入与解释,继而论述了许先生 的这一理论在其文学翻译作品、尤其是在《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中的体现。通过对阅读许译唐诗三百首的具体例 子的一些分析,阐述其翻译理论中的音美、意美、形美的内涵,中国古代诗歌汉译英的诗体论原则,翻译即“再创”的 观点,强调汉译英时重视“神似”,以及在翻译艺术风格上运用“从心所欲,不逾距”的规则等,表明许先生的理论在 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以及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谋杀”抑或“重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

［摘要］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得一直困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作品翻译问题再次备受关注。优秀的翻译使作品生命力在异域得以延续并获得“重生”,而蹩脚的翻译则无异于对原作的“谋杀”。莫言作品的成功传播在于莫言作品的译者都是热爱中国文化、语言能力出众、翻译经验丰富的汉学家及翻译家,同时译者和作者及出版社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和合作,这就说明文学作品翻译传播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还与包括出版社在内的“赞助人”因素密切相关。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取向和翻译策略

本文通过对文学语言“陌生化”取向的分析以及文学翻译作品中保持文学语言“陌生化”的意义,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在目的语中准确恰当地“移植”原语文本的“陌生化”特征,采取以“陌生”应对“陌生”的翻译策略。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神似译作——倾“力”打造

根据格式塔学派关于"结构同形"的观点,本文认为,引入"力"的概念能为"以形传神"的讨论铺平道路,即文学翻译要做到"神似",就必须充分考量原文的"神"力,"意"力和"形"力,并力争使三者融合.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     

论《论语》中“仁”的多层统一

<论语>中的"仁"可分为多层,认为<论语>"仁"具有层次性的一些学者将<论语>中的"仁"分为"全德之名"和"德目之一"两个层次,此观点有不完善之处.结合孔子思想实际与<论语>具体材料的文意训释,<论语>中的"仁"可分为"理想之仁"与"现实之仁"两大层次,并且"现实之仁"内部还可分出多层.<论语>的"仁"是一个多层的统一体,这些层次间相互关联,共同统一于"爱人".     

儿童文学的陷落：从“语言游戏的童年”到“话语禁忌的童年”

本文以"语言游戏"理论来检验儿童文学的话语形态,揭示其中"童年性"与"成年性"的交互作用.儿童文学通常被标志成"为儿童而写",然而在儿童文学的话语势力位阶上,成人却总高于儿童.在儿童文学中关于儿童的文化想象反映出成人对儿童的一种殖民,这使得"语言游戏的童年"向"话语禁忌的童年"陷落.本文以<小红帽>和<彼得·潘>为例,探讨儿童文学童年话语禁忌的一些历史成因,认为儿童文学在这方面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乌托邦主义,长此以往,它导致了一些严重的情况,如"伪善"被"理想"合法化以及"秘密"成了"遮蔽"的工具.儿童文学若要充分谋求"语言"和"游戏"的实践,就必须走出这种困境.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