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鲁迅“顺自然”的家教伦理观

家庭教育伦理是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首先任务就是要去除奴性,将儿童当“人”看,使其确立起独立的人格,要从多方面来培育人性“致人性于全”,以此来实现培育“新人”的任务;家庭教育的伦理原则就是“理解孩子”、“指导孩子”、“解放孩子”;家庭教育方法也要注重伦理性,这就是要反对以打骂的方式来虐杀孩子的天性,提倡尊重孩子天性的游戏。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齐鲁文化的人学结构与"五四"周作人的人本思想

孔孟的人学结构是以人为本,以"仁"为质的规定性,既"爱人"又"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既重"己"的主体性又重"众"的主体性,更重"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或独立人格植根于深邃复杂的"仁"的范畴,"泛爱众"的博爱平等则是"仁"的最高境界,"礼"与"乐"内蕴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因素。周作人的人本思想源于欧洲,"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其人学观念的核心;其人道主义具有四个特点,即"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是灵与肉一致的有机体,人与人类是相依相成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爱自我与爱人类是一致的,"人"的理想生活应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结合。人学结构与人本思想虽存在差异,但核心内涵却是相通的。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

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仅是“罪感”文化,更是“爱感”文化,它的“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助于提供一种接近于文学本质的“博爱现实主义”;基督教文化是“普世”性文化,它的“普世观”有助于提供一种走出中西对峙模式、实现文化融合的依据和思路;基督教文化对弥漫全球的“后现代”思潮作出了神学回应,力倡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提供一种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新向度;基督教文化不是律法性的“审判”文化而是恩典性的“赦罪”文化,它的宽恕与宽容有利于提供一种切实促进文学繁荣发展的宽容性批评原则。     

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

在《旧约》(希伯来圣经 )和《尚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以色列人和中国的上古先民在有关上帝的观念 ,以及上帝如何护佑善人和他们的国家 ,如何惩罚罪人和毁灭他们的国家方面 ,存在诸多相似看法。而在《新约》和《论语》中 ,随着保罗阐发“原罪”和“基督拯救”的观念 ,和孔子对“天命”和“君子”的义务的新解释 ,它们间的重要区别就显露出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各自的特色。本文试以保罗和孔子的观点为代表 ,比较基督教和儒家有关罪与恶的看法     

贝多芬《庄严弥撒曲》及其创作思想

贝多芬是世界音乐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的作品素以结构严谨、宏大辉煌、富有哲理性而著称。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英雄性因素占主要成份,但贝多芬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作品也有博爱光亮的一面。《庄严弥撒曲》就是反映和表现了这方面内容。本文试图从分析作品的创作思想入手,给读者留下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贝多芬。     

美是上帝的名字：神学美学的核心命题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是围绕“美是上帝的名字”展开的。其中通过三位一体、创世、道成肉身、救赎和永生等基本教义的讨论，深刻揭示了美与真、善的关系，爱、与信、望的关系，认识、意志、情感的关系，以及从对事物的美的欣赏到静观上帝--美本身的心路历程，不仅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人们的审美理想，也概括了人类某些共同的审美经验。     

论张栻的“万物一体”思想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学史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继承这一思想,湖湘学派的代表学者张栻从多方面对该命题进行了理论深化。人之心即“天道之在我者”,即是天理的呈现。既然人与万物都源自天地生生之意,便应通过一套“反身而诚”的功夫将仁爱精神“推”至万物,以实现“民胞物与”的目标。这种仁爱并非普遍无差别的兼爱、泛爱,它必须通过一套亲亲—仁民—爱物的实践予以实现。这种看似有所隔、有所分的爱有差等的实践方式,因其贯穿着儒学“一本”的精神,因而是真正的“廓然大公”。     

孔子"仁爱"观与基督教"爱人"思想比较

孔子的“仁爱”观和基督教的“爱人”思想都是作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因此,认真对孔子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爱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各自思想的精华,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文化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古英语法布罗述评

现存中古英语法布罗只有少数几首,宗教文化专制主义是导致法布罗鲜有流传的原因.《西莱丝夫人和流泪的母狗》以"粗俗"的语言讽刺了典雅之爱.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中用典雅的语言改良了法布罗,表现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主题.法布罗的故事性在后来的小说中得到继承.     

中国传统哲学视野下的莎士比亚戏剧主题探讨

当莎士比亚戏剧进入中国读者和观众的阅读和接受视野时,它的文本尤其是其戏剧主题意义的生成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棱镜的整合。《雅典的泰门》中"背叛"和"诱惑"的母体主题反衬了儒家"信"的理念,《威尼斯商人》中基督教"爱"与"仁慈"的主题部分地体现出儒家"仁"的精神,而《皆大欢喜》中"宽恕"的伦理主题则体现出道家在自然中和儒家在音乐中实现"和谐"的理念。这种部分契合的原因在于代表中西传统文化灵魂的《圣经》和儒、道学说关注人伦、自然的内在共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中的“爱情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书写突破了重重的禁区,其中“爱情理想”因承栽着伦理道德、人生理想等诸多内容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意蕴。8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致使文学与其他非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文学主流话语对“爱情理想”的影响尤为突出,也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