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新冠疫情下的城市社区之治

新冠疫情初期社区防控行动迟缓暴露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不足、力量薄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逐渐从以往的"单位制"转向"社区制",尝试走出全能主义国家模式。但在单位制路径依赖和国家强化基层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传统单位制并未完全退场,而是通过渗透、吸纳等方式隐性延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行城市社会治理实质上的单位制与社区制并行的模式。"单位制"的隐性延续,使居民、单位、社区三者间的协调机制紊乱、力量分化,社区治理合力难以形成。因此,国家控制力和社区自治力作为决定社会治理形态的关键因素,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城市持续并行。在社区自治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适当地调整好国家的控制力度,培育社区自治力的适度成长,促进单位制与社区制的良性合作,成为后疫情时代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     

试论当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意涵之探讨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的地域社会,而是一个国家建构出来的有着明确边界的政治空间,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社区也不是一个想象的温馨美好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个充满阶层分化、区隔、内部缺乏有机联系的蜂巢状生活空间。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意涵之探讨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的地域社会,而是一个国家建构出来的有着明确边界的政治空间,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社区也不是一个想象的温馨美好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是一个充满阶层分化、区隔、内部缺乏有机联系的蜂巢状生活空间.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的中国化道路:形成、发展轨迹及走向

城市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产物。国家与社会领域合一单位社会形成,领域分离城市社区产生。当前社区治理自治性缺失,社区治理基本上在国家制度安排内运作,社区自治是我国社区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区治理的最佳模式。构建社区自治体系的关键在于:合理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权力边界,行政权力要逐步从"越位"领域退出来,释放社区自治权力空间。     

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这给社区治理提出了挑战。以国家治理为历史背景,基于规范性研究的逻辑着重分析社区治理实践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挑战,并从社区治理的实践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和实现路径。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下单位制社区的走向

体制改革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单位体制塑造了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随着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住房商品化体制的确立,原有的"单位化"城市居住结构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被重塑为以阶层为导向的分异结构.本研究通过对一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田野考察发现,在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与再生产过程中,许多类似的传统单位制社区已从"单位化"城市居住空间中的基本单元逐渐演变为住房商品化体制下城市居住空间阶层化分异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如何实现这类社区的重建与新生,将是城市发展与治理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二元困境中的社区居委会角色分析——以NJ市D街道为例

在我国由单位制社会向社区制社会转型过程中,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成员生活的重心所在,因此,对社区管理体制也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和管理机制创新的历史要求。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管理体制的核心部门其在角色认同上还存在二元分离的张力倾向,即在传统角色定位和现代角色要求中间存在角色断裂,本研究基于“国家---社会”二元性研究视角,探讨当前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从研究居委会的传统角色入手,通过对角色困惑的分析,对居委会的角色重构进行研究,以期对提升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提供裨益,以实现社区社会的良治。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跨域整合与合作困境化解——连带式治理实践的启示

在后单位制时代，建构居住、社交和工作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联，简约高效化解社区治理合作难题，成为城市社会迈向善治中的关键议题。基于整体主义治理视角和社区调查经验，展示了基层社区运用连带式制衡机制化解合作难题的过程，发现社区内外存在的利益连带、组织连带、情感连带机制如能被基层治理者发掘并跨域整合，往往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效果。提出应将整个城市作为社区治理的环境资源，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有效关联，加强对社区整体主义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将社区居委会打造成多方主体互动式治理的公共平台，真正实现城市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社会工作：构建多民族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新思路

文章从社会工作视角，比较了社会工作与以往民族工作、民政工作的异同，提出在从单位制到社区制下的城市民族关系交迁中，社会工作以自助助人的和自下而上的服务方式，成为构建多民族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思路。     

和谐社会社区模式建设、治理理念的思考

同饮一壶酒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公共精神,是和谐社区的最好写照。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理念要求社会解放,政府放权于社会,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社会解放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资源重新得到整合,社会结构变迁,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使单位制解体,街区制逐渐完善,中国向社区治理转变,逐步形成了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结构和351社区治理模式。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失灵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城市治理的首要任务.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公共权力交接的场域,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社会自治行为均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利益发展的需要.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政策网络,其体现出来的特征与政策网络的适用条件是高度吻合的.因此,利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社区治理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重塑我国社区治理的过程,有利于解决社区复杂问题,实现社区善治.     

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城市社区重组与治理重建

以陈家湖社区的街区制改革实践为例,分析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及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及其化解之道。小区开放及开放街区建设不仅是小区物理空间的开放,也是社区社会空间、组织空间、权力空间、管理空间和认同空间的重构;不仅涉及到居民生活便利与安全,也涉及到居民的权益和社区的公共产权和治权;不仅需要对社区组织、管理、服务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重组和创新,也需要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新时代 和谐美丽的社区愿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社区发展道路。从“街居制”到“枉区制”,人们生活的社区既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管理型社区,也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组织社会”,而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居民自治,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包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