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本文构思新颖,以诗句作标题贯穿全文,结构有条理,文章脉络清晰。立意高远,健康积极。本文语言很有文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文章观点水到渠戍,不失一篇中规中矩考场应试佳作。首先,本文在基础等级上,紧扣题意,紧扣“看”这一题目,开门见山,亮明观点,是为“凤头”。其次,本文在发展等级上,文章中间“内容”丰富,论据充实,可谓“猪肚”。三个人物事例,很有典型性。正反对比,主旨鲜明。结尾发出号召,可称之为“豹尾”．简洁有力,引人深思,催人奋进。本文在“丰富”这一发展等级上做得很好。     

扣“意”绘“物”理“线”练“辞”

托物寓意类散文，借写某种“物”．通过展现其的精神内涵来表达作者的态度情感．这就把事理爱憎“物化”．把抽象道理形象、生动化，因而易于让人理解，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与教益，但这类散文必须紧扣所托之”物”与作者”意”之间的联系，以一条明晰的线索和精炼含蓄的语言把文字组织起来。     

擦出人性美的火花 把孩子的心灵照亮

一、概说“人性” 孔子曰：“性相近”，显见他认为有人性，且有共性：孟子云：“性本善”，几千年来，帝王们大概都以此说来进行人治。苟子以为“性本恶”，但他的学术没被董仲舒列为“正宗”，倒被蛮夷借鉴去法治了，以抑人类“恶之本性”。又有先贤搞平衡曰“食色皆性也”，并无善恶。左思主张“人有异同之性”。梁实秋和鲁迅也曾为此“恶”语相加：梁以为“人生的态度是歧义的．但人性的素质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而鲁迅先生以“香汗”、“臭汗”来两难，好在梁并不以为然。     

信天游“兴”简论

信天游“兴”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上句只借物以起兴，与下句歌意了不相关，但可从韵脚、语势上引起下文，这称为“起兴”，是信天游“兴”的初级形态，带有原始性；二是上句未全为比而借物取兴，与正义相关，这称为“比兴”，可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激起人们广泛的想象，标志着信天游“兴”的成熟，是信天游“兴”的富于艺术性的高级形态。信天游“兴”的发展，不是高级形态取代初级形态，而是同时并存，足见信天游“兴”的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近半个世纪来，陕北民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信天游“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处于低谷，这警示我们，莫让信天游“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束之高阁，而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湿地景观“阴和之美”效应问题初探——基于大庆市湿地景观的美学审视

湿地景观不同于高山峻岭那样具有挺拔、高耸的阳刚气势，有的只是向阴、低洼的优美、阴柔之风格。因此，湿地景观建设，只有顺应其“向阴”之势而展示其“和”（和谐）的魅力，才能使其自然空间的秩序变化具有“阴”之“和”的美感。儒道关于人与自然“妙和相生”的审美价值取向，很值得我们借鉴。大庆湿地景观应创造出如下的“阴和之美”效应：百湖之城声、色、香俱全的空间秩序变化美；“挺水植被”远近错杂的空间秩序绵延美；人生智慧作用于湿地自然景观的空间秩序和谐美。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南京市雨花台区设置“廉政路牌”说明

近日。南京市雨花台区紧扣“廉政”、“和谐”等主题，精心制作了120余面廉政路牌．置于政府周边及主次道路。“君子似莲，出淤泥而不染”、     

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其大者，可分为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两方面，即：以“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腐朽“神奇”为思维特征的“内平衡”模式和以“谗嫉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为行为特征的“外平衡”模式。系统揭示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之优劣短长，可提供客观而诚实的依据     

古诗词中的“旧时”例释

古代诗人面对历史遗迹往往触景生情，有一种时空穿梭、情感进发之感慨，他们往往置身于两个“情境”中，一个是“历史之情境”，一个是“现实之情境”。而这两个“情境”往往又形成鲜明的个性对比，诗人从中领悟到了历史变迁、社会盛衰的现实，种种情感交织碰撞，使得作品字字凝练，意境深远。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

20年代“革命文学”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描写 ,但由于革命作家自身实践经验的限制 ,他们对工农的描写大都还停留于主观的浮面 ,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与此相应 ,革命作家虚拟的大众读者也悄然被实际的读者———知识青年所代替。在知识分子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中 ,工农形象遭到了彻底“误读” ,由故事的主角而沦为符号 ,默默地成为他者     

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及其意义

“活法”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重要思想,首倡者应为北宋胡宿,其以“活法”来倡诗作之新变;苏轼对“活法”的推进至关重要,提出“信道法智”“道凝而法活”,反对“死法”,将“活法”作为“道”及万物人生之本性而致思,确定了“活法”的基本意涵和生命向度。吕本中认为“活法”是“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并落实到自我生命的维度,张元幹、杨万里等进一步阐发了“活法”之说。宋代理学彰显着生生性、活络性,“活泼泼地”是理学家常探究的话题,儒家之“活”是万物之理、学问之法,亦是文艺之则;禅宗之“活”是“活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参活句”一直是宋代禅僧的话头,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多次论及,这对吕本中、杨万里等“活法”观具有巨大影响,清代朱庭珍、石涛等人直接将“活法”阐发为“至法”“无法之法”。中国古代之“活法”观凝结着宇宙万物之生命的深度思考。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庄子：“没有美学的美学”--庄学别识

以漠视形式、鄙弃世俗审美与低劣艺术为特点的庄子思想中没有西方学科化的美学，而对后世艺术之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美学与艺术理论。近些年来，庄子美学却被说得特多，也有不少误读。其“无为”、“无用”哲学有拒绝作为王者霸业工具“不为有国者羁”之叛逆精神；其“万物一齐”、“天人不相胜”、“处物不伤”理念指向“物化”及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对于当前生态危机之现实有着极其重要意义；其带有乌托邦色彩向着“大美”返朴归真之逍遥梦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终极和谐之普世价值。相隔约两千五百年，“以恶骇天下”的庄生来到我们中间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后现代“穿越”大戏。     

“辞，达而已矣”——孔子“仁”本言意论探微

先秦儒家的代表孔子，处于“礼坏乐崩”的社会变革时期，他以救世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充分地信任和使用语言来推行自己的仁学主张，将语言在表意、在社会政治生活及修身中的作用提高和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言对于仁的功能方面，阐述了言为仁之表、言为礼之教、言为行所依的主张；在仁对言的要求上，则表露了言之专对性、明确性、信实性、慎重性和修饰性的观点，与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的语用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论“养心”——郭象养生论的一种解读

郭象注解庄子独辟蹊径,其“性分”学说实是一种独特的养生论,由“生何以能养”而“如何养生”,由“明性”、“无辩”而“两顺”,最终达到“无心”之境界,郭象之养生并非养有形之身体而是无形之“心”,所以郭象养生论之独特正在于“养生即是养心”,而此“心”正是“无心”之两顺。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乌鸦喝水》中的“想”

《乌鸦喝水》这篇课文中有一个字：想，很有意思。它想的是什么呢？它在想：怎么才能喝到水呢？这里的“想”，不是单纯的“想”，而是在“看”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