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游”与悬崖

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传过这样一种看法,即:“业务力争上游,政治甘居中游”。他们的口号是“谈起业务我冲锋,提到政治我居中”;“业务要做鸡中鹤(鹤立鸡群的意思),政治不当鹤中鸡”。所谓政治甘居中游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上游不想争,下游不敢当”,“不偏右,不过左,两头照顾”,“当左派,太辛苦,当右派,人唾弃,当个中间派,最惬意”。据说持有这种“政治居中论”的同志也有他的难言的“苦衷”:出身不好啦,历史上犯过错误啦,“家庭决定了自己的命     

“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

19世纪末开始,“西政东渐”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寻求富强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西方政治之学”的明确概念。然而,所谓“西方政治之学”的概念在当时的西方并不存在。国人的观念乃是某种建基于自身认识条件的想象图景。本文即着眼于讨论这一“影像”在中文语境中的建立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试图从描述“西方政治之学”在汉语中寻求相应表达的经历入手,探讨其在中文语境中的基本内容;同时也考察其在知识分类上与本土资源的遭遇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种因素,并尝试揭示中国立足本土认知“西方政治之学”的背景和前提。     

平等何时变得重要?

基于平等概念自身的反对不平等的理由是平均主义的,即差距本身就可以构成反对这种差距的理由。平均主义理由有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即比较性和利益水准的不确定性。平均主义的理由是多样的,它们至少包括人道主义的理由,反对社会歧视的理由,反对他人控制的理由,保证政治、经济制度公平性的理由,要求利益平等的理由。要想真正实现机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要求,经济分配就需要尽可能地接近结果平等。平等变得重要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存在着一个对利益平等要求负责的政府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平等似乎有争议,但分歧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平等的价值或重要性,而是关于政府恰当的责任。     

平等的“悖”与“不悖”

理论界存在一个关于“平等悖论”的观点，认为权利、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相悖。“平等”悖论的成因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两种含义，一种是应然的平等，一种是实然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中的“平等”使用的虽然是同一个语词，却是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     

“四人帮”的极“左”与“左”倾思潮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它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那极“左”的一面,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必须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以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难以为继的“再出发”——重审新时期之初的“政治诗”热潮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的“新时期”之初,“政治诗”的书写成为一种潮流,许多作品甚至产生了轰动性效应.这些作品以反思历史、批判极“左”政治、介入现实、暴露现实问题、歌颂美好未来、憧憬现代化前景等为主要内容,大多存在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等问题,其历史意义与美学意义、文学史价值与文学价值之间并不对等.     

网络舆论传播中的“说服”前提

有关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包括社会心理、个体情绪等感性因素和专业知识、论证说理等理性因素两个方面。通过对三次“舆论反转”事件中公众“态度转变”的分析，发现行为理由“解释力”的变化规律，可以体现为“原因/辩解”的双向运动，而公众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看待行为理由则是“解释力”发生变化的关键，相关的感性或理性因素都以公众的代入感为前提。具体而言，公众的代入感包括“人物代入”“事件代入”和“视角转变”三种情形，在不同的代入情形下，“议题设置”“人物形象”和“说理资源”在说服传播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并影响到公众对“考虑事项”的界定与接收，从而最终决定了“说服性信息”的生产。因此，网络舆论的“说服”传播是以激发受众代入感为前提，代入感的产生方式不同,其说服效果也有所不同。     

从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看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本文运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重新审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政治性,对于长期流行我国文艺学界的文学——政治关系观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把文学的政治性和文学的自主性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势虽然广泛流行,但却建立在对于“政治”、对文学和政治之关系的狭义理解上,它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国极“左”时期——中的“政治”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并进而把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的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普遍化为文艺和政治的常态关系。而实际上极“左”时期的所谓“政治”指特定的党派政治乃至政策,所谓文艺学的“政治性”实际上是指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必须为主流意识形态政策服务,其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实施的控制。显然,这种特定时空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据此而得出的文学理论自主性和其政治性不能共存的观察同样不具普遍有效性。如果我们像阿伦特那样把政治理解为在公共领域展开的自由平等的言行,那么,一种坚持公共关怀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必然具有政治性,笼统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鼓励文学理论研究的非政治化,存在着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     

“不折腾”英译思辩

以重点探讨“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社会语境内涵和政论语体特征为基础,从语义、语境和语体3个不同层面分析9个“不折腾”较有代表性的译文,可体现政治内涵解读、语境分析和语体特点,但存在语义偏失、社会语境内涵不明以及语体不当等问题;应将“不折腾”翻译为“nodevelopment—blockingcampaigns”,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整体上翻译为“no faith-wavering,no effort-relaxation,no development-blockingcampaigns”。     

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与“不变”

以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创造信息、接收信息、传播信息的模式,建构起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信息环境。传播环境变迁,话语场域切换,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主体、言语语境、表达特色也随之而变。但“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其育人导向、话语属性、叙事主线不变也不能改变。“变”为“不变”提供挑战与机遇,“不变”为“变”提供基础与遵循。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在“变”与“不变”的内在张力中立主导、谋发展,需要在把握话语主体变化中增强育人实效、在适应复杂语境变化中坚守话语底色、在缕析表达特色变化中强化价值引领。     

金文中的“征”与“伐”

“征”、“伐”是金文中表示征战的两个常见用语,一般通用无别,有时也存在使用范围和形式上的不同.金文中的“征”、“伐”与甲骨文相比也有使用范围的差别,而与先秦文献用法基本相同.     

“‘左’比右好”的理论剖析

为什么我们党过去屡犯“左”的错误?为什么“左”的错误这样难以抵制和纠正?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长期来存在“‘左’比右好”的思想和与之伴随而来的“宁‘左’勿右”的倾向。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些理论上的剖析和探讨。一这里讲的“‘左’比右好”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不是原来意义上表示革命、进步的左派的左,而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错误倾向,即“左”倾的“左”;右也不是表示反动的右派的右,而是指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即右倾的右。恩格斯在     

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管窥——“木瓜之役”的“事件”与“风潮”

“木瓜之役”的本事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风潮。之前学界对“木瓜之役”个案的探讨，大多将其作为一个“事件”，并以围绕作家生平研究的模式展开，以期补足鲁迅在杭州任教期间的生平经历。本文试图打破“事件”的边界，从近代史研究的路径入手，对“木瓜之役”的本事“师校风潮”予以还原，进而勾勒被作家生平所遮蔽的政治文化语境，管窥清末公共舆论中的权力运作机制。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

20年代中国文坛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便是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对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的影响。他们主张“纯化”无产阶级的意识,迅速而彻底地完成文学上的政治方向的转换。其理论的共同背景是福本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政治哲学通过福本——青野——李初梨的传播线路在对日本和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生影响的过程中,由于其各接受主体及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为对知识者在无产阶级目的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对同路人文学的价值确定上,而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上又都存在着共同的偏差。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国际政治中的“追随”理论

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理论如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均对“制衡”与“追随”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诞生以来,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在合纵连横中,均采取过“制衡”和“追随”的战略以维护本国安全.如果具体到国家行为,其追随的意图何在、追随的方式有何特点、追随结果和影响怎样?对“追随”理论的理解,不仅依赖既有的文本,而且还需要解读这些文本的“概念透镜”.本文旨在对“追随”理论进行探讨,围绕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即国家采取追随政策的原因、方式、影响和效果,使我们对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个核心议题有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