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法的阶级性

国际法的阶级性是国际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它是由于苏联国际法学家套用国内法的阶级性理论而引起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国际法是否有阶级性,但对阶级性的表现有着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它是“各国意志”;有的认为它是“协调意志”,有的认为,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法的理论,国内法的阶级性不适用于国际法,等等。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一、国际法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国际法是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行为规则,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有关各国所公认,对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它反映了国际阶级力量对比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它不同于国际道德和国际礼让。西方有的法学家如英国的奥斯丁否     

国际法的规范形态及其内在联系

国际法规范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实用性和政治意义的课题。国际法规范之间存在形态、性质和时际的冲突。国内法体系解决规范间抵触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体系，而国际法并未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解决规范抵触的规则。在提高国际造法技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国家间的协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致命性自主武器（LAWS）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的部署，LAWS的国际法属性应为武器装备。国际法治的基本原理为主权国家通过国际法渊源进行治理。国际法针对军事问题已形成“诉诸战争权”和“战时法”两个规范体系。LAWS从个体人权、和平权和人类军事主权三个维度对国际法造成冲击。基于国际法规制的原理和国际法框架进行分析，全面禁止LAWS的国际法倡议难以实现且理由不充分。相比之下，完善LAWS国际法规制框架切实可行：第一部分，基于现有国际法，人工智能不得部署于非法武器，部署于合法武器时应完善审查机制。第二部分，各国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宪法限制原因，就特定问题达成新条约，即就核武器的智能化升级达成再平衡协议；禁止将完全自主的人工智能部署于武装力量终极指挥系统。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法律体系，这种联系的表现之一就是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从我国实在法的角度考察国际法在我国国内的适用（效力），国际法在我国国内法具有效力，可以适用，但在具体适用条约和国际习惯方面，我国宪法在立法层次及效力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我国宪法应该明确规定国际法与我国国内法的关系，首先明确我国对国际法的原则立场，其次要明确国际法在我国的适用。     

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研究

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往往会给水资源本身及相关国家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作为规制跨界水资源使用、保护和管理的国际法分支,国际水法应当确保水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使用,避免对水资源和有关国家造成重大损害,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1960年代率先在国内法上兴起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如今被纳入到国际法的若干分支之中。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环评程序有助于国际水法上实体和程序责任的实施,并对保障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水法上的跨境环评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具体实施也主要依赖国内的相关立法和实践。     

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对海洋划界司法实践的新发展--2012年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评析

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孟加拉湾海洋划界案是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首个海洋划界案。法庭对孟加拉和缅甸之间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一并进行了裁决,同时也发展和阐释了海洋划界的相关国际法规则。法庭依据“中间线/有关情况”规则划定了双方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单一界限,甚至将该规则适用于外大陆架划界,再次确认了“中间线/有关情况”规则在海洋划界中的主导地位。法庭还首次受理并解决了外大陆架划界问题,阐释了外大陆架管辖权及其权利基础问题,将外大陆架权利基础建立在一个崭新的概念之上,即“大陆边外缘”,弥补了司法实践在这方面的空白。法庭的审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海洋划界国际法规则的发展趋势。     

国际法的规范形态及其内在联系

国际法规范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实用性和政治意义的课题。国际法规范之间存在形态、性质和时际的冲突。国内法体系解决规范间抵触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体系,而国际法并未发展出一套完善的解决规范抵触的规则。在提高国际造法技术水平的同时,加强国家间的协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普遍管辖权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海洋执法部门遇到了以“多尔戈夫”号轮案为代表的外国IUU渔船案件。这些渔船及其非法捕捞行为，与我国缺乏实际联系，执法部门只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对其行使管辖并予以处罚。由于缺乏对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我国国内法在法律适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三个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法律挑战。传统的普遍管辖权理论，无法适应打击IUU行为的现实需要。我国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负有责任和义务。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了普遍管辖权保护的客体是共同体法益，建构了全新的义务观，将尊重船旗国主权作为普遍管辖权的重要限制，从而完成了普遍管辖权的法理嬗变。与此同时，我们不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建构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管辖制度，并为我国相关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铺平道路，提供全新的国际法理论支撑和具体指引。     

论国际法的强制力作用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国际法无论从制定、实施还是其本质、特征等都与国内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二者在调整法律关系主体当中的作用也不同。如国内法有强大的国际机器做后盾,而国际法则没有。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国际法的作用,国际法也是法,也有着法本身特有的规范作用、强制力作用。     

论国际法的强制力作用

国际法是指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国际法无论从制定、实施还是其本质、特征等都与国内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二者在调整法律关系主体当中的作用也不同。如国内法有强大的国际机器做后盾,而国际法则没有。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国际法的作用,国际法也是法,也有着法本身特有的规范作用、强制力作用。     

难民权利保护的国际软法之治

大规模的难民潮现象出现，难民危机情势急迫，国际社会以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应对，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加上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多边条约等硬法的出台受阻。目前，国际难民法体系的演进和以《纽约宣言》为代表的革新显示软法在难民领域有所作为，软法是大势所趋。软法的功用不容小觑，通过填补硬法空白和缺位、补充及细化既有硬法、传递有效信息和促进规范向习惯法演进，与硬法协同共治，可形成“软硬兼施”的良性互动，促进难民领域法律制度发展及难民问题的解决。就中国而言，目前制定难民法并非最优解，应研究软法，以因地制宜、灵活用于国内所需法律关系之调整，贯彻言行一致的原则，寻觅契机传递中国观念。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议定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变革论——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因能弥补相关硬法的缺陷,而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和重视,并成为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主要治理形式。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在监管标准、主体、方式和路径等方面均无法达到食品安全全球治理的期待和要求,亟需变革。由于软法的作用和效力仍存有争议,且不同国家的利益差异较为明显,其变革之路必将困难重重。在人权规则的持续发展和南南合作与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下,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变革方向逐渐明晰,或将在理念、制定和实施上有所革新。中国已经开始探索并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软法的国内转化路径及其范围与重点,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为了食品安全国际法治的早日实现,建议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并扩大国际影响力。     

马航 MH17事件与保障民航安全的国家责任

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事件是人间悲剧,震惊世界,深受谴责。航空运输必须大力发展,保障空中航行安全是首要任务。航空器运行必须统一技术标准,空中交通必须统一规则,服从统一的空中交通管制。保障空中航行安全法规已成一定体系,保障空中航行安全技术措施成效显著,但应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国际社会是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在国际航空关系中,主权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关系“法治化”已是大势所趋。应加强国际法治,凡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不法行为,应承担国家责任,以杜绝民航飞机被击落悲剧的再次发生,切实保障空中航行安全。     

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立法及适用

21世纪海洋环境成为人类获取能源的主战场,油污损害赔偿纠纷已从一国国内走向国际化。对于油污损害赔偿问题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立法实践,由于海上石油作业起步晚、溢油率低,对海上平台溢油事件所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在国际社会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法律适用的困境。通过制定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专项实体公约或者将“海上平台”油污损害纳入“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调整范围,以弥补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法适用的缺失。为确保国际公约的有效实施,一国内国法对国际公约应给予积极的回应。     

论中国核心价值观凝炼构建与提升国家国际话语权

价值观是国家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工具,中国需要凝炼构建并向世界传递清晰的“中国价值观”,这是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与对外交往实践中为自己的政策与行为确立合法性、合理性的“道义”依据所必需,也是抗衡西方“价值观”强势话语,形成中国价值观应有作用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必要之举,更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引领世界价值观发展方向、丰富凝炼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应有的作为。中国价值观对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效用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说服力和道义感召力。凝炼构建中国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从国内战略的角度、也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考量;需要荟英纳萃、兼收并蓄;需要精心做好中国核心价值观向世界传递推广的工作;需要确立起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主体自觉;需要耐心地积攒起累积的效应。     

在政治与伦理之间:本体维度的国际法

国际法性质的认定对于探究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操作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奥斯丁认为国际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而仅是“实证道德”的观点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这恰恰揭示了问题界定本身的不正确性,正确的问题应当是“国际法是什么法”。为了解国际法的性质,有必要分析国际法规范的具体运行。在这一问题上,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同时,观察和比较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全球伦理的关系也有助于厘清国际法的本质。在一个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不可避免地体现为分散、协定、软弱、不对称的初级性法律,这是思考各方面国际法律问题的起点和基本语境。     

与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有关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的提出源于全球化的推动,而全球治理的提出及实践则使国际行政法的产生、形成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国际行政法产生的两个现实驱动因素。国际行政法的产生路径可总结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路径。国际行政法具有区别于国内行政法的若干明显特征,国际层面相比国内层面的很多特殊性也使得国际行政法的体系化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忽视,但它们也并非不可克服。虽然国际行政法不如国内行政法成熟,但是如能改进合法性,便能够将超国家机构的全球治理职能发挥得更好。全球治理语境下国际行政法体系的产生、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其他不适当”规范性文件的界定

“其他不适当”作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给各级人大的规范性文件备审工作造成了巨大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法理的角度厘清“不适当”的合理外延,即在法律、法规明确的“不适当”的外延基础上,将其他不适当细化为与宪法相抵触、与上位规章相抵触、与“软法”相抵触、与行政法基本原则相抵触、规范性文件自身规定不科学等几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