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轨迹:“义”“利”之辨

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义”“利”之辨是一条主线，不论是人性天理，还是道德学问，都始终紧紧围绕着“义”与“利”这两个问题来展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义”，是指道义，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仁、礼、智、信、孝、梯、忠、恕，等等；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所谓“利”，是指人们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功利。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由儒家文化的结构和特点而决定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是一种道德型的价值观，其核。动内容是“仁”和“义”两个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是贵“义”轻“利”…     

儒学的现代走向——由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看儒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发展向度

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是在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学学理精髓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要要义。继承之、发展之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汲取儒学精华 塑造现代儒商

“仁”、“义”、“忠”、“信”是儒学中的精华，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道德取向和理想追求，对中华传统人文美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和推动作用，对今天塑造现代“儒商”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综论传统道德人格的多重规定

综论传统道德人格的多重规定朱宝信一中国人的以“仁者爱人”和“天下为公”为仁学基本精神的最高道德准则，对人成为具备这一仁的精神境界的志士仁人（或日君子），提出了一系列人格上的规范要求，归结起来，可称为“三道”（仁、知、勇）、“四德”（仁、义、礼、智）或...     

儒学的现代走向——由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看儒学培育民族精神的发展向度

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先秦儒家的担当精神是在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学学理精髓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要要义.继承之、发展之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驳“反孔非儒”说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试论把“仁、义、礼、智”四德纳入大学德育教育

通过对目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及对儒家思想“仁、义、礼、智”的认识,探讨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融入传统儒家思想精华。     

《论语》“未知，焉得仁”：朱熹的解读与现代的转向

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孔安国、何晏、皇侃、邢昺以及朱熹把其中的“知”解读为“知晓”；其二是郑玄以及王充、班固、徐幹、李充、颜师古把“知”解读为“智”。朱熹在把“知”解读为“知晓”的同时，又对于“仁”“智”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既讲仁包“义礼智”，又讲智藏“仁义礼”。清儒大都追随郑玄，将“知”解读为“智”，并由此进一步讨论“仁”“智”关系。正是历来存在的这种分歧，演化成为现代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李泽厚《论语今读》的解读与冯友兰、唐君毅、冯契的解读之间的分歧。这是当今对于《论语》“未知，焉得仁”的解读，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认为，知识即美德，二者是同一的。但在近代的康德那里，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野，使得知识与智慧（美德）产生断裂，这体现在其三个批判理论中。使古希腊的知识与智慧的联系与融通得以恢复的，是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熊十力，他探求了“转智成识”和“由智化境”的问题。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     

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孟子非以禽兽喻杨、墨

“无父无君,是禽兽”是孟子“人禽之辩”的一个重要思想。“无父无君是禽兽”不等于杨朱和墨子是禽兽。孟子之论是一个学理的阐释,是对“非儒”说的理论回应,并非以禽兽喻杨、墨。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儒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儒学——梁漱溟文化哲学简论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重构社会组织系统。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体系通过文化批判、文化价值、文化主张和文化实践诸层面获得展开,展示了与熊十力、牟宗三等不同的致思理路,较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特点,是传统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创获。     

从“心性”之学到“美地观照”徐复观文艺思想初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其要点有二：一、虚、静、明之心乃是精神自由的关键，亦是艺术价值的根源；二、“不为物役”不仅是庄子人生中“美地观照”的关键，也是艺术创造的关键。徐复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现代化因子的方法实乃当代新儒学内圣而外王理路在艺术领域的反映。     

试论孟子良心观

“良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告子上》篇“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一语,本义指人本然之善心,置重于个人天赋所具之性,并散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考察孟子“性善”论和“四心四端说”,探求其良心观的践行之方,可以证明孟子良心观之于个人成善、成德的内在致思理路。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