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言令色，鲜矣仁--简论孔门言语观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言语”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并在“孔门四科”中专门设立“言语科”，对于“言语”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巧言令色，鲜矣仁”是孔子对待语言的方式和策略的总的纲领。对“巧言”的批判态度构成了孔门言语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对后世文学观有着深刻影响的三种言语观，分别是“讷言”、“雅言”和“辞达而已”；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语言修辞，以语音的雅正和语词的文饰来要求语言的表达，以“礼乐文化”来要求语言的内在意义，这样的孔门言语观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马克思对哲学史自我同一问题的哲学转换

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混同“自我”、“主体”、“本体”，着力于建构超时间的“先验主体”或“先验自我”（“自我同一”）。马克思在对西方哲学“先验主体”不断解构的过程中，对“时间”寄予现实的关注，不仅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时间，对处在个人感性时间中的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关系予以深沉的关注，而且通过对“历史时间”的探究，指明了人只有靠历史（活动）才能维持自我的同一，从而彻底置换了先验哲学的问题提法和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群众”概念的三种实体形态

“群众”是唯物史观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阐明“群众”概念的具体所指，导致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群众”的相关文献阐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分别在个体意义、普遍意义和革命动力意义上对“群众”概念的不同指向进行了具体性澄清，与之相对应，就分别赋予“群众”概念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数众多的群众”以及“真正革命的阶级”三种不同的实体形态，既有力地驳斥了旧哲学思想谱系对“群众”概念的歪曲认识，又丰富和发展了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我们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真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文化思想以“和”为贵，“和”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理想。千百年来，华夏儿女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寄予了“和”的理想，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更以“和”为至境。人们对“和”的追求广泛而强烈，从天地和合、天人合一、人人和合到具体的物之和、艺之和乃至心之和。“和”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境界、对作家主体的人格修养、对文学风格的形成都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大同书》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

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公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思想，并用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加以发展和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博爱”哲学、“三世”进化论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圣王”政治和君主专制理论、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种对于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扬弃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大同书》复杂的理论来源，以及康有为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我国电视传播价值观的变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例的传播价值观考察

为了对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历时态演进和共时态特征做些梳理，我们进行了学术考察。对于历时态演进我们划分了这样四个时期“省悟拓展期”、“反思厘定期”、“调适推进期”、“提升强化期”，并互动考察了变化着的电视传播方式。对于共时态特征我们又对中央电视台传播价值观的“终极性传播价值观”与“工具性传播价值观”分别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在对“工具性传播价值观”的考察中，又以分层研究的方法，对中央电视台的“政治传播价值观”、“经济传播价值观”、“文化传播价值观”进行了分析。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山东的经济掠夺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在全面侵华期间，对山东经济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掠夺活动，成为其“开发华北经济”的重要一环。本文着重从日本掠夺的方式和手段上，分析了日本殖民当局在山东实施公开抢劫、“军管理”、“中日合办”、投资设厂、垄断金融、“征发”和“征用”的过程和效果，以及对山东社会经济造成的危害     

文化批评·审美品格·实践理路——关于“大众文化”创作的学理考察与当下审视

大众文化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情感刺激和享受。但受消费经济的影响，文化“商品性”逐渐高扬，为谋求市场利润，低品味、庸俗文化也慢慢盛行。本文在考察中国古代“大众文化”的思想传统、西方大众文化的新潮学说、马克思主义大众文艺观的经典理论后，认为“审美”品格始终是大众文化创作的内在之“本”，绝不能忽视和抛弃。而当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流变也对大众文化创作在“味觉”、“视觉”、“听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诉求和期待，成为大众文化创作坚持“审美”的外在动力。     

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哲学的三种境界

西方哲学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向：这就是对“语言”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究。这一探讨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第二，对“语言”（言语）实际运用方式的考察；第三，对语言“存在”意义的阐释。而这三个方面实质上分别表现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三种境界─—“真”“善”“美”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对“真”的追求，首先是从批判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倾向开始的。在一些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提出的许多形而上范畴和命题（例如“理念”、“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等）不仅在经验中无…     

五四启蒙嬗变原因探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新文化同仁所倡导的“启蒙”，完全取诸于西方的“近世文明”，他们高举西方“近世文明”之精髓———“科学”和“民主”这两大旗帜，激烈地否定传统，倡导西化主义，翼图通过启蒙，去除中西文明间的巨大落差。这种启蒙，充满着对英、法、美的幻想，寄托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价值理想。一战结束，协约国获得胜利。这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以英、法、美所代表的“民主”，战胜了以德、奥所代表的“专制和军国主义”，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更是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陶醉和幻想。中国人都把山东…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诊疗

马克思以实现“人类解放”为旨归，对以资本勾连起来的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进行武器性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哲学人类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政治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人是“现实的人”、“异化的人”，发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特洛伊马一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践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的人”提供了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力量。     

和谐范畴的多维考察与意义解读——兼论佛教众生观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和谐”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和意义解读，指出就人类目前的现实处境而言，“和谐”的范畴更多地指向社会构建的理想或者观念，其含义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的内心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和谐。但是，这种解释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固定思维模式，因而造成对宇宙间其他物种、其他生命存在的忽视，使得“和谐世界”的构想不尽圆满。佛教较早和较全面地确认了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存在，形成了以“众生平等”、“不杀生”和“众生即佛”等为核心的众生观，对目前构建“和谐世界”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王国维与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异同管窥

王国维和克尔凯戈尔均提出了人生的“三境界”，其内含具有同质性和差异性。共相之处体现为推崇恐惧、颤栗及形而上焦虑等原初情感，重在对绝望现象学的描摹，精神本质关涉真理场域所绽出的本真自由，彰显了本体存在的价值诉求。不同之处体现为王国维“三境界”内含动态上升的逻辑指向，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则是重叠交错的意指结构。王国维“三境界”是对人生意义和终极问题的美学关切，是动态上升后的“静态”自足，是对“罪孽”的条件性和暂时性解除；克尔凯戈尔“三境界”重在对“罪孽”的辩证法扬弃，肯定“骑士信仰”的信念守护，最终指向宗教救赎之境。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积极服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

2001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就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连续三次发表重要讲话，把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定位为“两个不可替代”，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和“五点要求”，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     

“中介——合”准则与“超耦合——随机”理论

一、提出广义化的和合观念是包括超和合、自和合在内的超耦合观念。二、论述了超耦合、自随机的意义，自随机性的基本特征；阐释了“充分的超耦合可导致自随机”这一基本论断和表述了由此引伸的其他四个论断。三、指出了“中介—和合”准则是“超耦合—自随机”理论的展开和具体化。并在此意义下，表述了中介的定义，对中介做了初步的分类。接着从中介在形成和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介作用的非唯一性、不确定性和创造性，中介的动态补偿干扰与保持和合稳定的能力，“中介—和合”准则与科学预见的相容性等四个方面对“中介—和合”准则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老子》中涉及“超耦合”、“自随机”、“和合”、“中介”等的相关概念及论述做了简要的评述     

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意蕴分析

在孔子伦理思想中，“仁”的意蕴涵盖了“礼”、“孝”、“忠恕”、“中庸”、“成名’’等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文化历经无数内外忧患而能保存、延续和发扬，与“仁”的精神意蕴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