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与圆善——评牟宗三立四无为圆教以解决圆善问题

弃阳明之四有立龙溪之四无为圆教以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是牟宗三《圆善论》的核心观点。这种做法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因为阳明的存有论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并非只讲意之所在为物,而且即使我们承认龙溪的四无确实高于阳明的四有,依靠这种办法也无法解决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 ,这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 ,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 ,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阳明后学“无善无恶”说对晚明学术范型的影响

为研究晚明“无善无恶”说之于是时学术范型的影响问题,以王龙溪、李贽、黄道周等的思想为中心进行阐释。研究认为,李贽通过“童心说”传承王龙溪的“无善无恶”思想,试图寻找具有本体意味的天理良知;黄道周等掀起回归儒家经典的学术运动,提出儒学重建在于由理学、心学向经学的过渡与转型,将经学的过渡与理学打通,贯通其中的“无善无恶”说成为晚明学术新范型——理学向经学转向的先导动因。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工夫论视域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再审视

对阳明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不同阐释,是阳明"心学"著名公案之一.学界多将"心之体"理解为"心体","无善无恶"常常被诠释为"至善"."四句教"如是解读过多强调了上半截的形上"心体",而下半截的形下工夫则被遮蔽.本文指出"心之体"不是"心体"之本然,而是心之"本来体段".而心之"本来体段"指的是"心体"的外在显用,即阳明晚年的工夫法门——"致良知"."良知"能够知是知非,又在于"好恶".于此,阳明对先秦儒家"好恶"观既有承继,也有突破.     

至善统善恶：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之辨

“至善”与“无善无恶”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辩,明末思想家方以智以“至善统善恶”这一命题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说做出了诠释和辩护,该命题中蕴含的对“绝待”和“对待”关系的思考也是对宋代理学中朱熹与胡宏论性之善恶的继承和发展,即通过对道/理是否有对待来解释至善之性是否有对待,以形上建构的方式对晚明这一论争做出回应。一方面作为“绝待”的“至善”不落于具体相对待的善恶,也即“无善无恶”,这是从形上本体的层面言说;另一方面作为本体的“无善无恶”是先天之性,有善有恶是后天之性,统贯先天后天的“至善”意味着在具体现实的人性善恶之中要让本体的善性显露出来,这是从本然状态的层面言说。“至善统善恶”说以对“至善”的强调纠正阳明后学特别是王畿“四无”说导致的走空蹈虚之流弊,重新倡导价值层面上对“至善”的肯认,推崇实学的功夫论指向。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由隐居而出仕：王应麟及其后裔在元代的人生轨迹

元朝宁波著名的王氏家族，经历了王应麟、王昌世的隐居生活，王宁孙的欲出而止，王厚孙的入世尝试的转型。王应麟祖孙三代的历史，正好是一部元代宁波士人历史。通过他们三代行迹的考察，可以一窥当时南方士人与政府间的由排斥而逐步合作的历程。     

王阳明对科举之态度及其意义探讨——以《重刊文章轨范序》疏解为中心

王阳明通过《重刊文章轨范序》婉转批评了儒家知识分子对举业一贯的批判态度。举业犹如其他现实事务一样,都属于"事上磨练"之"事"之范围,举业与圣贤之学并不矛盾。只有通过端正应试者的动机和目的,才能救治举业所带来的问题。科举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本身具有合理性,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否定潜藏着否定秩序本身的危险。阳明对待科举制的态度,所折射的正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深具政治哲学的色彩。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滹南遗老集·文辨》韩愈批评论

《滹南遗老集·文辨》是金代学者评述韩愈散文的重要文献。作者王若虚不仅从文体、文理、文势等方面全方位评述了韩文,还重点就韩文的语言运用方面以“不惬”“不安”“不当”“不须”“赘”等术语予以指摘。在韩柳之争的问题上,王若虚鲜明地站在了韩愈一边。     

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的现实价值

王阳明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教育作用,特别留意用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社会环境来感染人,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这与现代德育环境论中某些理念不谋而合,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借鉴王阳明环境育人思想,在现时代德育教育中,我们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不断完善各项法律和规章制度,全力优化社会宏观环境,精心构建健康的微观环境,从而切实提高德育教育的渗透性和实效性。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