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利益威胁、政府工作满意度与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基于CSS2011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讨论了当代中国城市本地人排斥进城农民这一问题的发生机制。通过剖析经典利益威胁假说，依托冲突理论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境，本研究考察了市民与政府关系的演化及其对排斥进城农民的影响。通过对“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获得以下发现：（1）本地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部分源于其当前生活境遇的恶化，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过去的利益受损经历以及对未来社会地位变化的悲观预期；（2）本地市民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不满，会降低其对进城农民的接纳意愿；（3）在本地市民中，遭受利益损失的“失意者”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态度显著受到其对政府行政能力不满以及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低效的影响。本研究证实了市民对进城农民的排斥意愿中存在“替罪羊”机制。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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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性别和世代的视角

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工作介入——以D市为例

通过对D市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主体性的"市民化"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并认为"市民化"的重点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场域中,同时社会工作的赋权将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是解决农民工主体性"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明显。而且这种风险的分布符合"泰坦尼克定律"①关于社会风险依据社会等级进行分配的原则,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由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对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行的社会政策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九点看法和六点风险规避策略与社会政策倡导建议。     

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内容和推进模式

企业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的实务领域,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于农民工的重要路径。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将有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企业社会工作可以在维权和协调劳资关系、协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教育与培训、营造有利于农民工的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企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主要有＂企业主动引入＂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种基本的推进模式,以及作为重要补充的＂校企合作＂、＂社会捐助＂等其他推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