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运动旧体诗之论争与反思

当年新文学运动领袖将旧体诗视为第一个需要推倒的堡垒,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从胡适提倡文学革命与旧体诗所受的抨击,以及学衡派及其支持者与新文学支持者的论争,再到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以及引发的论争,都是这一背景下特定的文学现象.     

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现代文学早期英译——以《天下月刊》的《雷雨》译介为例

20世纪20至40年代,在新文学主将们以外国文学的译入作为实现中国文学、思想乃至社会现代化的手段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尝试着把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到西方。这种实践包含着现代性的努力和期许,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1936至1937年,英文期刊《天下月刊》连载姚莘农翻译的《雷雨》,这是曹禺这部重要剧作的首个英文译本。《天下月刊》从其“阐释现代中国”的办刊理念出发,试图以《雷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优秀代表,与世界文学“对话”,从而帮助中国获取现代国际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以翻译作为现代性建构手段的诉求,既体现在了《天下月刊》对《雷雨》的评价和定位上,也决定了作为译者和《天下月刊》编辑的姚莘农在翻译中采用了颇受争议的直译策略。《天下月刊》同仁与五四作家们形成了一种“接力”,在创作与翻译的不同领域,共同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努力。     

《天下》月刊与早期中国新文学的对外译介

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水准最高的英文学术刊物,其旨在"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以期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而文学译介就是他们选取的重要手段。将正在发生的新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天下》月刊成为了新文学三十年里,中国文学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1930年代是中国左、右及各方政治文化势力交锋激变时期,《天下》力图保持中立,但还是显示出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这场文化贸易从一开头就显示出巨大的不平衡,表面是文化命运,而背后真正的原因则是国运。弱势民族国家如何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成果,《天下》提供了考察此一问题的绝佳样本。     

五四时期反对派的挑战对于新文学的意义

五四时期,林纾、章士钊与学衡派从不同方面向新文学挑战,因而在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多以反对派的角色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实际上,历史是复杂的,林纾对传统失传的担忧,章士钊的民族主体性观念和新与旧、雅与俗的辩正观念,学衡派尊重传统、捍卫汉字、循序渐进的渐进改革观与内涵丰富的文学观,对于新文学来说具有程度不同的积极意义,对此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功能翻译视角下学衡派译诗的动态“充分度”思考

功能翻译理论中的＂充分度＂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批评者在评价译作时应以翻译目的为中心,重点分析制约翻译目的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继而历史地、客观地、系统地去评价翻译结果。运用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充分度＂标准对学衡派的译诗进行分析,可判定学衡派译诗实践了学衡派的翻译目的：不仅通过句式齐整、韵调皆全的文言文形式美去再现原诗（abab cdcd）的音韵美,还通过译诗让读者亲近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使译诗成为符合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的有价值的译作。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论早期胡先骕的"古典"守望

作为学衡派的中坚人物,早期胡先骕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中、西"古典主义"的追求与守望.他的"执古"、"存古"不仅局限于以传统诗性、诗话理论和散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性内容,而且包含了以古希腊、罗马为核心的欧洲古典性内容.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