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汉初治狱之吏的法律责任及惩处

秦及汉初的治狱之吏既包括监管监狱之吏也包括断狱执法之吏。断狱执法之吏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违令、获得辞证违令、破坏或毁灭证据、治狱稽迟、审判不当、擅断等。这些规范性或惩罚性律令加强了对治狱之吏的管理与监督,塑造了一支严谨、高效的吏员队伍。同时,也因制度本身细密繁缛,执行过程中存在刚硬有余而变通不足等问题,司法的种种弊端在汉代逐渐显现,其中的大部分为后世所调和和完善。     

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

吏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心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其地位却异常低下 ,吏员实际承担的政治职能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赋予的。这种矛盾造成吏员在为政中的畏官、媚官、贿官、胁官、排官以及害民心态 ,这种心态在政府职能运作中往往外化为僭权越位、唯利是图 ,从基层腐蚀着明王朝 ,也是造成明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的官场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京账、官债、官吏债,在明代主要是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明朝初期,政府一度希望通过道里费和赏赐制度来遏制官员借贷京债的现象,但是这一政策收效甚微,不久即为政府所放弃。从明朝中期开始,京债问题愈演愈烈,而朝廷于严刑峻法之外,并无具体的解决措施。这些借贷京债的官员一旦外任临民,在债务压力之下,多有非法索取民间资财的情况,甚至有因此与地方吏役通同为奸者,由此导致了地方吏治的败坏。     

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

吏员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级官署中的办事人员 ,也是官僚制组织的重要构成之一 ,吏员的选用、迁转与离职事关官僚组织行政效率的提高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清代在吏员的任用制度上较前朝更为详备 ,但在录用、迁转和离役的实践中 ,其弊端却更为明显 ,表明清代吏员制度存在着更多的不合理性。     

税户军将：宋代的衙前将吏及衙前役

宋代“衙前”的概念繁杂，有“衙前军将”“衙前将吏”“衙前役”等诸多名号，大致沿袭唐五代的衙前将校旧法以及五代使院、州府胥吏旧制。“衙前”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与宋代的职役制度密切相关，前有衙前军将主管纲运，后有税户应差或应募州县级财政事务，这种“税户军将”突显出衙前胥吏化倾向。具体表现为，“衙前将吏”包含“衙将”和“衙吏”：衙前军将或衙前将校主要指都知兵马使之类的军将衙前职员，以及客司、通引官；衙前吏人主要指都孔目官之类的胥吏。“衙前役”主要指通过差役或募役招募到的里正衙前、押录衙前、乡户衙前、雇募衙前以及长名衙前，因其迁补或差役内容与衙前将吏多有关联，两者常常混淆不清。衙前役、衙前吏人均可迁补衙前军将，甚至迁转低级品官。衙前役的胥吏化或职级迁补去向表现出主观的职业化特征；而衙前军将的胥吏化则完全取决于全国性财政计划内的职能需求。两者胥吏化的内卷突显出衙吏通往品官的路径十分狭窄，这种胥吏化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吏役的来源及代役的产生——魏晋南北朝吏力制度研究三题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吏役的主要来源是固定的应役户,他们主要是举家世代应役的农民;其次还有出身于侨杂、寒贱与孤贫的人;吏役的另一来源是募吏。吏由地方长官征召,要免除吏役,一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解除吏名;二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施恩、遣免;三要本人立功立事,身份起了变化。服吏设的人,被视为“舆皂微贱”,官员可凭其喜怒任意对待。吏力制的代役,在东晋和北方姚秦统治时期已出现吏力制的代役,吏力交纳的代役钱,称为“恤”,“恤”由吏力制的代役钱物的专称还演变成一般代役钱物的通称。交纳“恤”的吏力比起服见役的吏力要少,见役与代役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制,在北魏分裂后开始蜕变,隋及唐初已届尾声,而转变成新的制度。     

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读《嘉禾吏民田家莂》札记

魏晋南北朝末期的"吏役"制,是该时期徭役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吏役"制的重要特征,是服役者通过官府给予的职务而赋予的徭役负担,故可称为"职役".清人俞正燮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唐长孺教授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认为"吏役"制确立于三国时期.但是,此制究竟是怎样逐步确立起来的,却因史料缺乏而无以知其详.通过嘉禾四年、五年<吏民田家莂>中"诸吏,,的状况与孙体永安元年十一月诏中"诸吏"的比较,可以探知"吏役"制从"吏役"制的初期形态到典型形态的演变过程.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     

论秦汉的吏役制

吏役制度在秦汉时已出现。《史记》、《汉书》均有秦时吏卒繇役屯戍的记载。到汉代,吏役制度的内容可以考知者有五:1、为封君“给输”;2、轮流到中央官暑或中央设在地方的官暑给役;3、从事官府矿冶生产劳;4、守冢庙;5、服兵役。秦汉以来小吏(百石秩以下)的地位极卑末,以至吏卒、吏客、奴吏、僮吏(或吏僮)连称。私家也可像蓄奴一样蓄吏,称为私吏或家吏。吏的来源有二:官府强迫征召;自愿为吏,自愿为吏者,大多出于寒。一经被征召为吏,不得抗拒。东汉时,一些有志节的知识分子不愿为吏,想方设法逃避,形成“避吏”之风。一旦为吏,就要著名于“吏录”,未经长官批准,不得任意解除。     

试论元代杂剧吏人故事的批判意识

元杂剧经常写到的吏人的名目有六种:六案都孔目、都孔目、孔目、司吏、令史、外郎.这六种名目其实是"六案都孔目"和"令史"两个职位的不同称呼.元杂剧中,涉及"六案都孔目"和"令史"故事的作品今存十三种.这些涉及吏人生活的元杂剧故事,反映了元朝政府施行"由吏入官"的铨选制度,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过于倚重吏人,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员无能、吏员主政、吏权太重、吏弊多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元杂剧吏人故事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元杂剧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探寻满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肃慎。金朝灭亡后,原居松花江下游与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一部分迁徙至辽东一带,以建州女真著称;一部分迁徙至松花江大拐弯处,被称为海西女真。明代女真继承金元两朝后进女真的文化,是为原生态文化。明末,女真各部逐渐统一,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文化既承继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又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是为次生态文化。清朝建立后,由于驻防、留守需要及八旗生计等问题,满族形成复杂的散居各地的局面,可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此发展而来的文化是为再生态文化。     

明清两代与北方贸易中的互利关系及社会作用分析

元朝的灭亡,给蒙古族的经济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蒙古单一的游牧经济重新面临着农耕经济的补充局面,该问题成为了蒙古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明清时期与北方的经济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总体上呈现"互利"的好局面。从贸易整个过程来看明清两朝都采取了"支持"和"限制"的双重策略。该论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对蒙古实行的贸易政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贸易经济利益及互利关系、社会作用等。     

从《新刻韵学大成》看明代丛书刊刻一现象

明代刊刻了大量的丛书,这些丛书一方面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又存在着某些明人刻书陋习。本文对收在《格致丛书》中的明代韵府类书籍《新刻韵学大成》的真实面貌进行探求,证明《新刻韵学大成》和《韵学事类》实为同一部书,从这一点引发出明代刊刻丛书的弊病———“变幻名目,割裂首尾”。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在东南亚地区全面建立起华夷秩序.明成祖在东南亚地区所推行的华夷秩序,完全基于"王者无外"和"怀远以德"的传统理念,从而排除了明朝对于东南亚的不良企图,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东南亚诸国对于明朝的向心力.然而,他所推行的华夷秩序由于偏重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完全排斥了民间交流的基础,又缺乏必要的文化交流所孕育的文化认同,因而没有形成明朝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长效机制.     

论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

作为承接东坡词和稼轩词的梯航,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反映了元明人对南宋初期豪放词代表风格的认识和品鉴。元人词话取于湖名作,所论真切博雅;于湖词入明有名而不著;明词人选家激赏于湖清俊豪迈之作,更偏爱其婉丽轻约之词,选评总体流于俗丽。于湖词词格不俗,亦兼具苏、辛词情韵,但其豪放词在明代选家的审视中并没有体现出与词人词史地位相称的整体艺术高度,明人讹传误收于湖词现象较多。     

南河下：扬州盐业史的微考察

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最盛期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明代中期,扬州建新城,南河下是新城的一部分。这里,盐商聚集。经过历史的积淀,南河下留下了很多盐商与盐业经济的遗迹、遗事。扬州能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引市街”的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还可以通过“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南河下是扬州盐文化旅游的重要区域,南河下见证了扬州的半部盐业史。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