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诗人的文化活动

陈昌凤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女诗人,著有《松荫阁诗存》。沈道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斫制了“炎陵文梓”琴。从沈道宽制琴到陈昌凤听琴,其关联人物众多,皆为当时活跃的湖湘文人。在晚清时期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态下,陈昌凤等人作为“女流之辈”,能够参与到沈道宽等人的文化活动中,实属难能可贵。     

思想转进与词风嬗变——湖湘“二刘”交游唱和考论

刘永济与刘异皆为20世纪旧体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湖湘文人。1928—1943年间,“二刘”交游密切、唱和频繁,刘异也因此成为湖湘师友群体的代表人物。“二刘”三次主要的诗词唱和及其留存的50余篇唱和作品,表现出内容上以书写国事与民族感愤为主,形式上多采用题序与自注等的重要特质。这些作品,不仅折射出抗战时期一代文人的心灵,而且有效促进了刘永济对“梦窗”与“苏辛”词风特质的融会,为深入探究刘永济文学思想及其词风嬗变提供了重要参证。     

论文人艺术活动和民间艺术审美倾向的差异

文人士大夫的艺术活动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业余”的,是传统的带有人格修养自我完善的一种载体,所以也是“自娱”的。民间艺术活动中相同一部分是职业艺术家所为,从社会画师到说书艺人、戏剧班子,他们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们的一切艺术活动为“娱人”而出售的对象总是要使他们在创作活动中体现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念”,当然也就在艺术活动中反映出一种审美的意趣倾向。在文人士大夫审美观念中往往认为是“粗俗”的东西,却反而会被他们奉为神往的目标。由于中国历史上文盲充斥,“高雅”的文人艺术及其审美价值观念远不及后者对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深度。     

陶澍和曾国藩两个人才群体比较研究

陶澍和曾国藩是诞生在潇湘大地的两个历史巨人。二者生活的时期虽处于相同的历史变革大趋势，但因前后阶段的历史特点有所不同，所以两人思想脉络一致，但又各具特色。而二人都为湖湘学人公认为群体核心，所以产生在嘉、道和咸、同年间的两个湖南人才群体，其领袖自然非陶澍和曾国藩莫属。二人虽非师承，但无疑后者必然接受前者的影响。但终究因为时代在前进，所以以陶澍为首的湖南人才群同曾国藩所领袖的湖南人才群在促进社会变革上所建立的业绩和产生的影响还是各有千秋。     

湖湘文化与湖湘文学:引力·张力·合力——兼论湖湘文化与湖湘文学的困境与出路

湖湘文化与湖湘文学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湖湘文化浸淫下的湖湘文学曾经磅礴大气、灿烂辉煌的同时也对湖湘文人产生了急功近利的负面影响。湖湘文学张扬下的湖湘文化强调知行合一,体现在创作中不追求文学的形而上思考,而偏重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氛围。但是,湖湘文化中的固守传统、封闭排外、重农轻商、自负骄矜等美中不足之处对湖湘文学的束缚值得深深反思。湖湘文化与湖湘文学与时俱进、和谐发展是新世纪历史召唤与必然之路。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湖湘文化与古华的小说创作

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对湖南文人的审美视野和创作品格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湖南文人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新时期的作家当中,古华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是比较鲜明的,体现在独具特色的湖湘风情描绘和唯情尚情的人物塑造以及＂忧时感世＂的创作情怀等方面。     

石鼓书院：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

南宋时期,理学家与书院深度相契,开创出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传统。位列天下“三书院”、“四书院”、“五书院”中的岳麓与石鼓,更是湖湘之学与书院一体化的典型代表。乾淳之际,朱子所作《石鼓书院记》意在为天下书院建设提供范式,实为湖湘文化自立自强的重要标志。石鼓书院在纠正科举俗学之余,倡导传道济民,开湖湘实学之风。山长讲学兼采诸家,辑成《石鼓论语问答》,刊刻《尚书全解》,扩大湖湘之学谱系。宋末石鼓于战火中重建,习武备战,扩充田产,担起乱世中传承文脉的重任,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     

论南宋湖湘学派学术思想之文学影响

南宋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其文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湖湘学派情性观、“涵养”,“玩味”的功夫论、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     

封闭保守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

湖湘文化“重坚守”,封闭保守,缺乏创新活力。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湖湘文化核心的湖湘学派的“守先正”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木式等要求革除弊政,但又坚守祖训,坚持祖制;二是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北向马蹄形地理环境,便于北向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对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却有阻扼作用。湖湘文化“重士农而轻工商”,热衷仕途,鄙薄科技工作。其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二是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显赫地理,更强化了湘人从政的热忱。所以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和破除“官本位”思想,仍是湖南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顾城诗歌“文人气”的现代性流转

顾城研究长期笼罩在学界对“朦胧诗人”“童话诗人”诸多惯性评价中,其后期作品走出了集体经验对个人的统摄阴影,其对历史经验与文化记忆的怀想、反思与超验,表现出深刻的“中式文人”的古典内涵与人文主义精神。其诗歌体现了移情美学中“物我合一”的浪漫主义怀想,寄托了诗人济世情怀下“昼梦者”的人文主义理想,暗含了中式文人“隐居”情结中返璞归真的理趣赓续。顾城现代诗中“中式文人气质”作为一种审美策略或文化策略,是民族历史经验与群体文化心理定势的必然结果。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封闭保守 热衷仕途——湖湘文化的反思

湖湘文化“重坚守”，封闭保守，缺乏创新活力。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湖湘文化核心的湖湘学派的“守先正”思想的影响，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撇等要求革除弊政，但又坚守祖训，坚持祖制；二是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北向马蹄形地理环境，便于北向接受中原传统文化，而对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却有阻扼作用。湖湘文化“重士农而轻工商”，热衷仕途，鄙薄科技工作。其主要原因：一是传统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思想的影响；二是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显赫地理，更强化了湘人从政的热忱。所以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和破除“官本位”思想，仍是湖南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     

近代化视野中的魏源思想研究——评《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在当前湖湘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彭大成先生与韩秀珍女士合著的新作《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以下简称《魏》书),最近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魏》书是湖南师范大学“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研究及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库”中公开问世的第一本,也是《魏》书作者之一的彭大成先生继《湖湘文化与毛泽东》之后所推出的又一部研究湖湘文化的皇皇大著。全书共50多万字,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阐述了魏源的生平经历,并结合其活动论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中篇则将魏源纳入中西发展的历史坐标系中,全面分析了…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

习凿齿是东晋著名文人，《晋书》卷八二有传，然《晋书》本传所载，止于生平大略，且多语焉不详，关于其生平行事的诸多问题，有待厘清。本文摭拾其相关史料，对其生平行迹著述等略加爬梳考订，并对其杂传《襄阳耆旧记》的小说品格略加阐释，管窥汉魏六朝时期“郡国之书”的普遍小说化倾向及其小说史意义。     

湖湘文化创新与湖南经济发展

文化是经济生长的土壤,与经济发展是一种正比例关系。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亦存在两面性,其优良文化品质为湖南经济提供强大精神资源、智力支持和发展契机;其“重理轻欲”“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传统价值取向养成的集体“道德人”和“政治人”特点,阻碍湖南经济发展。创新湖湘文化推动湖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反思湖湘文化精神实质,促成文化新合力;科学扬弃湖湘文化传统,实现文化重心大转移;同步推进社会体制创新,营造文化创新良好环境。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诗解刘师培

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论李群玉写景记游诗的特征

李群玉是晚唐著名的“湖湘诗人” ,他的写景记游诗是唐代“湖湘诗歌”的一朵奇葩。李群玉的写景记游诗 ,主要是描绘湖光、水色、江月 ,吟咏楚地风物 ,他的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特征 ,且语言清丽 ,诗句清新 ,表现出了诗人远离俗杂的清逸襟怀 ,具有与晚唐众多诗人迥异的风格特征。     

试析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审美倾向

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由于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在剧本创作中表现出“以刺世事”和“凭心而言”的审美倾向。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关心时政、“以刺世事”的积极面世的创作倾向的形成得益于在湖南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新式教育和亲戚朋友爱国思想的熏陶;他们擅于捕捉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情的“凭心而言”创作姿态的形成则离不开孩提时在湖湘故土养成的“诗心”主体。历史的、民族的群体实践以及社会、文化的遗传因子对湖南剧作家审美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潜隐却是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