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下儒学之“本然”“实然”“应然”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儒学宗教复位论调的高度上扬，一方面是精神文化需要生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廓清儒学本质，明确儒学的发展样态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位置；在科学辩证地对待儒学的基础上，推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成就，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这是保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气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关键一步。     

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他

儒学已死，并且看不到近期复活的迹象，因而“儒学复兴”说是误用词汇和幻象。经济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文化发展．分析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不是儒学，而是民族文化传统。儒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典籍、论著等“死材料”有些还能体现活着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全国确立普遍的规范体系，而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很难生长出这样的规范体系。最后指出，中国文化的本性不具扩张性、进攻性，驳斥了“儒家文化的攻势”说。     

“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当人们开始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如儒学)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时,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激情评判:“五四”激进派对儒学的态度

“五四”激进派对儒学及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称为“激情评判”。在“五四”特定的文化语境中 ,因历史的重负和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激进派”对儒学不能不采取“激情”的方式去评判 ,但又因儒学的博大精深、精华与糟粕的矛盾统一以及“激进派”所运用的新思想、新方法理性因素的渗入 ,使他们“激情评判”中不能不渗入理性的成分。从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评儒的言论可以得出结论 :五四激进派评儒时所批判的并非儒学的全部、儒学的精华 ,而是“独尊”或“一统”的儒学———儒教 ;批判的锋芒并非指向古人 ,而是指向今人 ;并非反对儒学的历史价值 ,而是儒学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背离 ;并非诘问儒学历史的功过 ,而是抨击儒学被当时政治社会的利用 ;并非指向精神超越性的伦理道德 ,而是指向强制性的伦理道德。“激情评判”对反思传统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以梁漱溟思想为例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梁漱溟以“文化三路向说”分析世界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接纳马克思主义，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相通之处，并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沟通中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整体而言，梁漱溟经历了从拒斥、批评马克思主义到认同、接纳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在现代新儒学“返本开新”的文化主张下进行的，表达出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创造性、某些社会理想等方面的相通性，可以成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参考资源。     

现代新儒学的“中国特殊论”辨析

现代新儒学以中国有落后的生产力,有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文化而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中国特殊论"无论是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对"生产力落后论"的最为有力的回击。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国情所作的分析,说明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把中国文化和儒学等同,夸大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使现代新儒学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儒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儒家的"心性之学"。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中国有特殊的国情及特殊的文化,但反对"中国特殊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中儒学复兴的可能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其贴近民众生活、极易为大众理解而在以儒学为传统的民族精神深处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境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也使儒学复兴成为可能。传统儒学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已从经学的显学地位跌落到末学的式微状态,儒学复兴也因其缺乏创新转化共识和生活场域基础及偏重心性世界而困难重重。注重生活实践、道德培养与伦理教化的公民儒学的发展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可能,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精神塑造将是儒学复兴的未来走势。在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上,儒学应以义理革命为基础,立足内容创新、时代需要与文明发展,着眼于返本开新、文化交流与人文关怀,并作为多元文化中的精神变量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源因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进程中获得新生与发展。     

“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批判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魂”。近年来,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出现了“以儒代马论”和“以马废儒论”的错误倾向。研究认为,“以儒代马论”企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去“儒化”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以马废儒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脉; 两者都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都是根本错误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对“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真正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对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提出得以解决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才能使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真正复兴到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引儒入马”的文化诠释——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视域的思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同中国优良文化的紧密结合。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有益思想,给以马克思主义的阐发,进而纳入其学理体系,使其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必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一个新的现代形态。新时期,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全面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儒学的结合及成果创新,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对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根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意识彩态批判

现代新儒学思潮自产生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成为当代三大社会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学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复兴民族文明。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作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大陆新儒学在历史观、文化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时期,要有鉴别地加以审视现代新儒学思潮,使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利资源。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文化”的民族主义：论现代儒家思想之“新开展”

［摘要］在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和意义危机背景下，儒家思想之“新开展”，不仅在于重建传统儒学的现代形态以推动儒学的再次发煌，而且还预设有建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考量，期待通过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和民族国家的复兴，表现出具体历史情境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关怀内涵和实践品格，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义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     

从“和”来看中日文化的同根性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又是日本传统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如以和为贵,一直以来都是中日两国加以强调的精神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中“和”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从中得出中日的“和”文化与儒学关系密切,受儒学影响巨大,两者具有同根性的结论。     

论晚明思潮——一个反儒文化断层

自“五四”以来的几次“文化热”中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把儒文化传统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出现的“第三次儒学复兴”论就颇具代表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儒、佛、道三个基本系统数千年中流传不衰,各有渊源与演变,相互间有冲突与交融。明末以降,又逐渐渗入西方文化,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景观。如果把儒文化传统当作传统文化,就必然局限研究的视野,难以达到总体的宏观把握。文化发展有断     

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

当前的“国学热”是要求重新来探讨、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不是“复古”,而是要向前进,要对全世界、全人类在文化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无疑应该是儒学,要振兴中国文化儒学当然是重点。《儒藏》这项标志性的事业,就是“蜀学”传统的再次弘扬。     

毛泽东辨识“孔子”的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与历史批判方法，在“用”和“体”的层面推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哲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辨识、批判、重释、改造儒学的重要论断和哲学成果。毛泽东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做出的历史处置和辩证思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在辩证生成、曲折发展中发挥科学理论与文化传统双重效用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兼容并蓄”性

曾国藩文化思想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同时杂糅一切对其有利的诸子百家思想及西方近代文化而构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兼容并蓄”性是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义理与经世致用、儒学与诸子百家、宋学与汉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四个方面的兼容。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儒学复兴初探

分析指出,儒学复兴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书斋儒学、平民儒学和政治儒学三类.认为儒学的复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具体策略上还是应该以哲学儒学和生活儒学两种形式为主.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复兴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生根发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当下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内容,找到自身的适切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