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外部治理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合谋侵占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期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对控股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公司利益的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其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正相关,而非控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控股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负相关;集团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股东;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与控股大股东的资金占用正相关;地区法治化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也对控股股东的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越少。     

控股股东自利行为选择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检定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以及探索公司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选择与股权制衡之间的关系。站在股权结构外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能够制约控股股东与其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但无法制约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中小股东把关联交易而不把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站在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关联交易使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增强,但上市公司派现行为降低了这一制衡作用,而且在考虑股权结构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试论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规范

从税务、会计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论述了转移定价的规范.转移定价是关联方交易中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问题,恰当的转移定价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偏离公平交易的转移定价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各国往往对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进行严格规范.在我国,上市公司往往利用不公平的转移定价进行盈余管理,控股股东也利用它从上市公司抽取利益,这损害了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资源错误配置.转移定价的规范,从税务上来讲,税务部门应根据"公平交易原则"进行纳税调整;从会计上来讲,应当加强转移定价要素的信息披露;从公司治理上来讲,应引进外部董事等制度,防止控股股东利用转移定价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公司控制

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发行股票是我国改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途径,我们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分为四种模式,并考察了改制模式、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程度及其经济后果的关系。通过分析1997-2000年我国285个国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三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改制模式的不同深刻地影响控股股东对控制程度的选择,非完整改造公司的控股股东选择控制程度高的模式的概率较高。另外,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控制程度越高,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程度越严重,但是,很大程度上,控制程度对于资金占用与关联交易的影响来自于改制模式的不同,也就是改制模式不同深刻地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并进而影响了关联交易程度和控股股东对于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占。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很大程度上,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动机来源于上市前国有企业的不彻底改造,并且这种不彻底的改造方式已经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大股东控制下的关联投资:“效率促进”抑或“转移资源”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投资是一种常见的投资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关联交易形式。本文从"效率促进"和"转移资源"的视角对我国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关联投资进行分析。以2002￣2004年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关联投资并未增加企业价值,而是成为控股股东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一种渠道。进一步,当上市公司前一年发实施了IPO或SEO,EBIT较高时,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当上市公司ROE为负或3年平均ROE在6%￣8%之间时,关联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会根据上市公司可供转移的资源多寡,通过关联投资将资源转出或转入上市公司,以实现控制权私利的最大化。     

股权比例、大股东"掏空"策略与全流通

本文从股票价值的现金股利模型和Ohlson模型出发,得出非流通股价值基本上由现金股利或非法侵占所决定的结论.非流通股股东实现其股权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有两个派发现金股利和侵占公司资源.单方和多方博弈的结果表明,控股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越高,侵占公司资源的可能性越低;在大股东数量少、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可能会合谋侵占公司资源,导致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程度增大;随着大股东数量的增多,上市公司资源被侵占的可能性和程度都会降低;在股权极其分散(全流通)的条件下,大股东仍有极大的动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经验结果支持以上的推论.     

控股股东利益转移研究综述

控股股东利益转移,是指能够控制公司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将公司的财产、收益等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行为。Johnson,La Porta,Lopez-de-Silanesand Shleifer在2000年形象的将此种行为概括为"Tunneling"行为,我国有人译为"隧道挖掘",也有的译为"掏空",本文中称为"掏空"。控股股东利益转移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一种是关联交易,具体包括以非公允价格购销、资金侵占、担保、抵押等;另一种是支付高管人员过高薪酬及在职消费、高派现等;第三种是增加控股股东的份额,如内部人交易等。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与指数分析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焦点.从分析影响控股股东收益结构的因素出发,从上市公司独立性、股东大会有效性、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关联交易状况4个方面采用 12 个指标构建控股股东行为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评价.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行为效应指数偏低,其行为具有引发较强负外部效应的倾向,根源在于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强化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收益,激励其实施隧道行为.只有通过一系列旨在增加控股股东攫取私人收益成本的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其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激发正外部效应.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     

派自己人监督:上级股东与公司的代理成本

本文在细分出公司中与终极控制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三类股东并将其界定为上级股东的基础上,集中考察了上级股东在降低第一类代理问题方面的治理功能。研究发现,更高的代理冲突下,公司对上级股东的参与有着更高的需求,而上级股东的介入也能够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上级股东的上述监督行为符合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框架。并且,如果按传统股权制衡研究的范式将所有非第一大股东视为一个整体,并不能观测到上述结果。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关联方占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一系列财务危机和舞弊事件的出现,使公司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机构投资者持股等更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开始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否有效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程度。结果表明,前十大股东中存在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显著少于其它公司,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与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以上发现意味着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终极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与企业价值——基于隐性终极控制论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证研究

在探寻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基础上,分析具有隐性终极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对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程度,进而度量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隐性终极控制股东,并通过金字塔结构等方式使其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负相关,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有显著差异.     

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研究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类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信息透明度与大股东资金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其它影响因素条件下,公司信息透明度越差,大股东资金占用问题越严重.该研究结论表明,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改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二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减少大股东资金占用的可能性.     

Dual class shares,board of directors’ effectiveness and firm’s market value: an empirical study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whether a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oting power and outside directors’ effectiveness in maximizing firms’ financial performance. We analyze a panel data with 3057 observations for the 2000–2012 period using a random effects model, logit and probit regressions, and the two-stage model of Heckman in the Brazilian stock market. Our findings show that firms whos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use dual class shares to leverage their voting power have less independence from the board and worse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market value. Further, the percentage of outside directors tends to be ineffective in increasing the firm’s value, and in changing the firm’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when (1)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oting power is leveraged, or (2) when the CEO assumes a position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imultaneously. We interpreted that these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the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existence of a new agency cos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undue obedience of board members to authority, such as the larges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r the CEO in Brazilian listed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