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2年11月10日,“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共同筹办。研讨会紧紧围绕“灾难与发展”的主题,     

站在家门口的田野放歌——评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

《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及其理论和方法》是一部立足全球视野,以“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为探索路径,对“音乐人类学”进行中国化重新解读的重要著作。该书从领域规范、地域文化、学理立场、学术规范、研究模式五个层面进行有机性、结构性的思考,从西方学理反观中国音乐,提出“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殊途同归”的核心观点。该书以音乐为载体研究人类学,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企图为我国该学科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构想。     

佤族“阿佤理”文本释读

书写情景下的“阿佤理”,是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下对佤族社会伦理道德的解读、归纳的文本呈现,也常常被认为是佤族的“习惯法”.由于它对传统社会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起到标杆性作用,长期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我们发现,由于视野的局限,传统田野考察下的对佤族“阿佤理”的文本书写存在误读;从佤族阿佤里的“发现”和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脉络梳理,厘清了文本的“阿佤理”是不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解读,借此希望我们对“他者”社会曾经撰写过的想象的文本进行反思.     

民族意识与民族心理素质辨析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意识”是民族理论中的两个专门术语。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关于共同心理素质做了专门论述,将它作为构成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确立了它在民族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只是寥寥几行。 关于“民族意识”,马、恩、列、斯都没有做过专门论述,在他们的著作中只是一笔而     

“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2-11-10“灾难与发展: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暨第二届灾难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四川省社科规划评奖办公室黄兵主任、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马拉毅教授、羌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冉光荣教授、西南民族大学科技处处长刘兴全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学术年会及学术研讨会。     

从《阿金》看鲁迅对现代性的反思

《阿金》是收录于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一篇杂文，文中呈现的女性阿金“摇动了”鲁迅“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这个穿行于上海巷弄中的女仆是一位都市漫游者与后现代女性。她的闲逛与涣散式的张望展现出身为漫游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抗态度；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解读，阿金能够以女性具体的生活方式反对惩戒凝视，拆解性别形象构建的表演性实质。对于以现代启蒙话语为基点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的鲁迅而言，阿金无疑是超越其反思现代性思想内容的存在，鲁迅对阿金的复杂感受体现了鲁迅反思现代性的限度所在，对于当下从现代化大都市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视阈反思现代性也有着启发性意义。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灾难的集体记忆、合理化叙事与信仰实践——基于陇中城子川人历史与日常的考察

甘肃省中部甘谷县和通渭县交界处的城子川,因特殊的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经历着频发的灾难,“天灾人祸不断”构成了城子川人深刻的集体记忆.从灾难的合理化叙事与积极应对的视角观之,灾难的发生成为了城子川人逐一定位生息之地历史过程的重要节点,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使当地人能够凭借灾难穿梭于历史与当下的日常之中,经由将灾难常态化,不但主观地解决了在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中“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勾勒出了他们繁衍与存续的文化脉络,更通过具体的信仰实践实现了社会的再生产.     

神话、仪式与生态：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

凉山彝族灾难观的形成与其神话传统、仪式实践以及生态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解释了灾难的起源与肇因，将灾难归咎于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生态格局的失序。仪式为灾难的禳解提供了神圣路径，以自然崇拜和鬼魂观念为信仰核心，体现了彝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生态伦理则在社会、心理两方面奠定了应灾的基础与策略。这使得彝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在文学、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传统，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九

“射日”是中国古代著名神话，在众多少数民族中也有广泛的流传。学者张勤在《中国少数民族射日神话类型与分布》一文中提到，目前已发现包括满、蒙古、壮、瑶、彝、苗等25个民族的67篇射日“异文”。与汉族的“羿射九日”神话相比，在少数民族的射日神话“异文”中，太阳的数字有所变化，射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易学的视野来看，“射日”神话并未脱离中国文化”天人同易”的传统，少数民族的一些射日“异文”，也可以从易学的角度给出合乎逻辑的解读。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祓除与求子——上巳节与花儿会之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上巳节与花儿会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同之处,指出祓除和求子是二者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并分析了具有这种共同目的和产生类似节俗的深层原因。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创新视野中的"温故"与"知新"探析

"温故而知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把"温故"作为过程意义去理解,"知新"作为盘升飞跃的意义去认识;"温故"是方法,"知新"是目的.任何新知和创新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由研究已知的基础上,去探讨未知所得来的.是传承的结果.     

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伊朗"与"波斯"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词源、语言、历史、文化等而言,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与严格的区别;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两者的内涵又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