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之谜”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

中世纪末期的“封建危机”促使欧洲大陆各国纷纷走上了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君主专制的道路，希望以此来缓解国内矛盾。而与此同时，身处大陆边缘的威尼斯共和国则独行其是，不仅因其经济上的繁荣，更以其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为当时的世人所瞩目，由此产生的种种关于威尼斯近乎“完美”的政治制度与和谐社会局面的赞誉被近代的史学家概括为“威尼斯之谜”。从这一命题出发，通过考察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阐释威尼斯共和制政治体制的具体运作，试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威尼斯的统治阶级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寡头统治”色彩的政治体制，使威尼斯城市共和国成功地维护了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暴力探源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政治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暴力行为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生活中呈蔓延泛滥之势。该局势是当时罗马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的土地及城市大众的粮食等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是政治暴力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共和国晚期政治体制的变革导致政治领袖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为政治暴力的滋长提供了制度基础;警察机构执行力的有限及法律监管的缺失纵容了政治暴力的不断升级。?更多还原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制度化

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其制度化水平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以是观之,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进一步增强,推进了党的制度化进程,扩大了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转型期社会稳定。与此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为政党制度化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近代早期威尼斯贵族政治的发展与转型研究

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受到来自民族国家的普遍威胁,陷入衰落危机。但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则是个例外。它在发展和调整其贵族统治结构的基础上,对贵族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贵族阶层行事作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规范,成功地使共和国克服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不仅对外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对内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还使共和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社会的过渡。它的这套贵族政治的运转体制和原则对近代西欧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中世纪威尼斯经济繁荣的原因

威尼斯是意大利中世纪著名城市共和国，其经济在中世纪经历过繁荣期。本文认为其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地理位置优越、政府的扶植和保护、政治局面的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等。本文还论述了威尼斯经济繁荣的表现、途径，划分了其经济发展的阶段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研究——以威权主义为视角

以威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威权政体.然而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试图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失败的,其原因是:社会经济、政治基础薄弱,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稳定社会环境;力量整合失败引发合法性危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积重难返.     

论和谐社会动态稳定

分析了政治中不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指出要保持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法理性的合法性权威认同,满足社会一定的企望要求,以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政治体制与机构的综合改革。     

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和谐有序的矛盾运动,社会由差异、对立走向和谐、同一,并处于动态和谐发展之中。所以当前我国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民主政治对于社会的和谐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民主政治可以建立良好的社会基本秩序,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可以规范体制,医治腐败;可以巩固主导意识形态,增强凝聚力。     

论和谐社会动态稳定

社会和谐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健康、有序发展。动态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研究和分析政治中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要保持我国和谐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需要法理型合法性权威认同,满足民众一定期望要求,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政治体制与行政机构的综合改革。     

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与教训

1958年后的20年间,在国内外双重压力的协奏下,我国开始了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为统领的政治整合过程。它通过“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形成了政治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通过社会流动的“内部化”和“反向化”控制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但内耗了社会力量,也退化了其整合能力。这种高强度的政治整合,大大超越了生产结构和政治体制所能承受的限度,最终局限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分权制衡的中世纪试验——以威尼斯城邦宪政结构为视角

分权制衡机制被学界公认为宪政国家的基本构件之一。威尼斯是中世纪城市共和宪政的代表，其政府由大议事会、元老院、谘议团、总督、执政团、四十人委员会以及十人委员会组成，呈多元块状分立结构。各个机构分别享有不同职权，相互制约与平衡。共和宪政制度使贵族和平民阶层得以共享国家统治权，避免了个人专制的发生，不仅给威尼斯带来了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也预示着西方宪政历程由“阶级分立与制衡”向“职权分立与制衡”过渡的基本趋势。     

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

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鲜有对中华民国的总体性评价。历史向中华民国提出了两重任务: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中华民国虽终止了君主制度,但没有实现民主政治,长达38年的历史仍是一个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没有扎根,传统的专制政治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极其牢固,启蒙运动存在局限。专制政治使中华民国三次错过了推进社会近代化的机遇。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立法与司法实践

民国时期先买习惯已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民间社会,对于这样一种产生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习惯,民国时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之需要。     

重读莎翁喜剧《威尼斯商人》

莎剧《威尼斯商人》是利用两个民间故事的情节演绎而成的一本喜剧。除了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还揭示当时社会的种族歧视和被压迫者对压迫欺凌的反抗，并通过戏文展示出一个商业社会的全景     

清末民初时论中的道德与社会国家

清末民初时论围绕道德之于社会国家关系作了一定探讨。19世纪末,时论由最初对道德之于平天下重要性的关注发展到注重其对于国家政治的实际意义。降及20世纪初,它强调道德具有促进政治变革的积极价值,而道德之于挽救社会危机的作用仍受到时人青睐。迨至民国,道德对于民国政治的合理价值更受到时人推崇,关注程度有增无减,思想内涵异彩纷呈。如此历史推演,使道德概念形式虽未发生改变,但随其内涵增减而呈新陈代谢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道德与社会国家关系的近代转换。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清末民国时期《威尼斯商人》的编演、流传及意义

《威尼斯商人》在清末、民国时期上演非常频繁,尤其是学校演剧和文明戏剧团的商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众多,并非只有林纾译本一种影响源。我们对于莎氏戏剧及《威尼斯商人》演出背离原著问题应该辩证地去看待。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早期演出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而《威尼斯商人》一剧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较为生动地揭示出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特点、途径和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军集团嬗变研究

在辛亥革命前后,北洋军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政治态度上,由效忠君主政体转向承认共和政体;在社会角色上,由君主专制的军事工具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由局部影响转向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在集团形态上,由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转变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军事势力,由相对统一的整体逐渐分化为矛盾重重的派系或集团.北洋军的变化,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反映和缩影.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农村宗族结构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农村,冲击了东北农村社会的宗族制度,使得民初以来宗族的变迁过程发生逆向性发展,宗族制的弱化过程发生改变而出现强化趋势,中断了中国东北农村社会正常的变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