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大街”：“艺术-文本化”生存的幻灭——果戈理《涅瓦大街》主人公形象的解读

对果戈理短篇小说《涅瓦大街》的主人公形象给予分析,指出画家皮斯卡廖夫的悲剧性行动———试图通过“审美化”的爱情追求以实现其审美诉求和伦理诉求———源白其独特的“艺术-文本化”生存观念。主人公形象“艺术-文本化”生存的幻灭使得他的审美理想和社会理想获得了价值确认。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从文化传播看《了犹未了》主人公的形象

《了犹未了》主人公齐思逸是精英文化形象的代表，该小说旨在通过他在大众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传播精英文化。齐思逸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以天下为己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以精英文化形象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梦境和对话来描写其心理。另外，该书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情况也从侧面说明了齐思逸代表着精英文化形象。     

论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唯物史观”与“人学”思想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全新的写作范式,开创了当代历史小说的新路径,尤其是作者所持的＂唯物史观＂与＂人学＂思想,不仅刷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面貌,同时也为新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大兴局面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汉语写作

汉语写作民族性和本土性的自觉意识的形成 ,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自我身份意识的确认 ,是汉语写作能否参与文化大语境交流并获得文化认同的关键。“中国形象”在百年中国现代性历史中的发展充满艰辛和问题 ,中国形象正在被世界重新认识和阐释。在全球化时期 ,汉语写作的意义在于传承和拓展中国精神的文化表达形态 ,亟需在文化创新和精神推进层面向世界展示东方魅力     

“湘西”与“普罗旺斯”——沈从文和都德的理想世界

都德“普罗旺斯”题材的小说在特殊的接受语境中被译介到中国来，沈从文从摹仿到他自己独有的“湘西”世界始终与都德有着相似的文学气质。“湘西”和“普罗旺斯”都不仅仅是鸟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放在现实国难的背景上，他们都希望传统能够对新的社会秩序有所补益，只是所选择的价值切面不同。在与现实的交锋中，两个文字建立起来的理想世界有了不同的走向，这种走向与作家本人的趣味有很大的联系，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作家后期的文学创作。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阶级理性与“现代化”陷阱——农民起义历史小说的成就与缺失

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史上，农民起义曾是重要的题材类别。但由于单一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载体，也体现出明显的“现代化”倾向。在历史观实现多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农民起义历史小说应该呈现出新的面貌。     

“意义世界” 范畴与交界面的符号哲学阐释

“意义世界”的形成，是符号学的核心论域，也是文化传播发生的处所。围绕“意义世界”的边界、范畴及交界面所展开的对话，是当代学术语境下明晰辨析“意义世界”不可绕过的问题：首先，在“人文”与“科学”关系重构语境下以整体性的“知觉”调和“认知”与“感知”的矛盾；其次，以“符号物观”重新审视卡西尔关于“物”与“意义”的“此消彼长”论；最后，结合当代技术与人文融合语境，以“信息”作为客观秩序规定性，以达成“获义意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结。     

许渊冲的小说翻译

作为一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翻译理论方面的建树之外,许渊冲先生以诗词英译而闻名遐迩、驰誉中外;同时,他的小说汉译也颇具特色,并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本文对许氏翻译理论与小说翻译之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通过对《红与黑》法语原著、一种英译、四种汉译的抽样比较研究,来窥视许氏译文之个性与风格。     

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变形的镜子——论林语堂英语小说

林语堂的英语小说是一种特殊的英语文学.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和作者个人的文化理想以及种种其他因素互相交织,使得小说在思想内容上体现为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小说也相应地成为反映中国妇女形象和生活的一面变形的镜子.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从《三国演义》英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

旨在探讨在将中国古典文集译介给与我们语言文化渊源不同的英美读者时,要使译文流畅自然,易于接受,译者的创造性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我们今天读起来深奥晦涩的古汉语译介成通俗自然的现代英语,是值得我们翻译研究工作者为之努力的方向。通过对《三国演义》的译者罗慕士的译本中实例的分析,展示这位优秀的美国汉学家优美灵活的创造性的翻译手法。     

书刊发行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后现代”修辞

晚清翻译小说的修辞策略有着较明显的"后现代"色彩。作为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当时的书刊发行对这种"后现代"修辞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书刊编辑的视野决定了晚清翻译小说对原著及原作者的关注程度,书刊定位使翻译小说经常成为"可写文本",而书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性则使翻译小说的意义不断"延异"。晚清书刊成为翻译小说实现"双重解构"的重要推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直接相关。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这种"后现代"修辞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被"现代性"规训。     

基于语料库的白睿文译者风格探究

基于刘宓庆的翻译风格标记理论，结合语料库量性分析方法，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方面探究白睿文的四部译本是否具有较显著的相同点，即是否具有他个人的译者风格。研究发现，白睿文的译本具有较鲜明的译者风格，主要体现为：译文用词简单常见；译本的遣词造句更能突出英语源语文本的特点；中英文做到句句对应，习惯于拆分长句；主题集中于家愁国难。     

左右逢源,炉火纯青--许渊冲先生古诗英译关键技法初探

许渊冲先生的古诗英译实现了他所提出的"三美"目标,他的翻译艺术精湛老到,炉火纯青,远非其"三化"之方法所能概括.文章拟对许先生在古诗英译方面的独特技法和策略进行小结和分析.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历史的选择--谈鲁迅的"直译"观

鲁迅的"直译"观是中国译学理论史上的丰碑.鲁迅认为翻译中改变原作本性,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强调在翻译中保存原文的口吻,原作的风姿,认为这种译法,不仅能输入新的内容,也能输入新方法.     

明代四大奇书的历史地位

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均具有各自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向前发展,同时,四大奇书相互间也存在影响、继承、变异、发展的关系。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而深入的探讨,有利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深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