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中国国际私法与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初探

全球治理背景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正在凸现.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国际法律人格的不确定、自身功能设计、政府态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国际私法上的规范非政府组织行动的相关公约目前还没有,各国政府一般对其设立和运作有不同的规定.中国的立法实践也欠缺,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定的障碍.本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政府在发展非政府组织中的角色定位

为了促进现阶段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必须探索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以有效地发挥政府在非政府组织运行中的作用.政府组织应是非政府组织的培育者和监督管理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应建立一种伙伴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有效的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合作,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的自治组织是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其在资源汇集、专业能力与组织运转效率等方面都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特殊优势,使其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的资源互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资源互补决定了二者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型塑过程.促进两者的互动合作,是应对危机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     

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引起了权力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日益跻身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新型主体之一,推动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同时构成政府的社会管理对象之一,挑战着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登记注册而无法取得合法身份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活跃于城乡社区.这一现象表明政府对草根非政府组织执法不能,表明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发生冲突,我们现行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面临改革的压力.文章深入分析了草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危机及其治理困境的形成原因,试图探索走出这一危机和困境的策略.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不仅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成为政府和社会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障碍 及其解决:以云南为例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议题。文章以云南省非政府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为例,通过2009年7—8月间对昆明市、瑞丽市以及个旧市的实地调研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内部治理、社会企业模式、伞状网络、志愿者动员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宝贵经验,但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分布地域不均衡、资源浪费、很难获取合法身份等问题。为此,迫切需要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首先鼓励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利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信息和技术优势,进一步让非政府组织地域分布合理化;其次,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其可持续发展;再次,通过枢纽型非政府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让已登记注册以及无法或不愿意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建立公平的资源竞争和共享机制。总之,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能有效遏制艾滋病的蔓延,进而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社会建构还是资源动员？——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网络机制研究

中国的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在独特的制度、文化及组织情境性下,我国社团组织和人际关系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网络机制是否具有独特的情境效应？基于CGSS 2005城乡居民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卷入对我国公民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都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在公民政治参与中主要发挥了一般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作用;而人际网络对公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反向作用于公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在公民政治参与中发挥了独特的资源动员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社团卷入与人际关系具有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这拓展了现有研究中人际网络依赖于组织网络的调节机制模型。     

拓展民主的制度空间:构建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各类新兴政治空间的生成,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需要着眼于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基层民主发展模式不仅包括程序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机制.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开发和累积民主经验,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路径思考

非政府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目前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困境和问题,要下大力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让它们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当代启示

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与同时代其他慈善家的思想一起汇合成了近代中国慈善公益思想的宝库。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职能,以履行国家之善;在发挥政府社会职能的同时,中国要大力培育民间慈善组织,以推行社会之善;同时要在学习西方慈善文化的基础上重构适合中国本土的现代慈善文化,以促使人心向善。唯如此中国社会才能真正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官员效用与政府行政效率

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一直是我国转型期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拟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指出,现行的政府机构行政低效率的种种表现与官员的效用函数构成因果关系,即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低效率。因此,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仅仅通过抑制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其作用有限。而绕开官员的效用,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协调和服务,来限制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也许是解决政府行政低效率问题的一个途径。      

政府职能转变趋势下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然而市场并非政府职能转变的唯一载体,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应当且只能由非市场主体承担。因此,发展非政府组织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政府职能的特变也为非政府组织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一种互补性的合作关系,将为我国政府的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等的共同努力。文章通过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考察,发现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农民工的文化发展与休闲娱乐活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来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职能的不足。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协助政府解决类似农民工等公共问题,而且也为我国的公共治理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大病救治中的新思路——以“重生行动”河南省实践为例

随着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民间社会团体的经济实力和公益观念不断增强,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在参与农村大病救治中的作用逐步凸显。在农村大病救治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中,政府部门受制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和自上而下实施公益项目产生的惯性缺陷,使民间组织有可能成为除政府部门之外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在补充政府部门对农村大病救治中的空白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作用。"重生行动"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唇腭裂免费救治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创新思路,表现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大病救治较为独特的路径。在考察河南省"重生行动"实施过程和成效的基础上,以此为例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大病救治新思路进行探讨总结,以期能够为今后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提供借鉴。     

儿童社会服务组织与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救助

流浪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是儿童福利事业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命题.随着社会发展,民间组织快速发育,成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浪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工作中,政府对我国的儿童保护提供了制度上和物质上的双重保障,而民间组织则发挥了整合社会资源,弥补政府资源不足,推动服务专业化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多种着眼于儿童发展的科学救助模式.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民间组织的救助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弱势儿童救助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