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关系的重构——基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视角

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构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要以“强乡政管理—强村民自治”为目标模式,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推进乡政村治的法治化;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的有效衔接.     

论中国农村 “乡政村治” 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

论中国农村“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稳定与完善徐勇（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格局（即国家的基层政权建立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在“乡政村治”格局下...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多元矛盾分析

本文简要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轨迹,重点分析目前“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凸现的几大矛盾关系,并总结全国各地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乡政村治”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在"乡政村治"格局下,农村基层管理领域存在着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农村社区的自治权两种权力形式.由于制度、体制和环境等原因,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在衔接和互动方面显现出非此即彼的发展偏向或者互不相干的独立倾向.通过修改法律,起草配套性法规,采取制度创新、体制变革、选举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等举措,明确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关系、权限范围、行为边界和工作机制,是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有效策略.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从村治过程看乡村关系

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之后,乡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集中统一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行政领导与行政指导相结合。本文从村治过程的角度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的乡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乡村关系既包含行政管理也包含行政指导;乡村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的违规的行政干预对于村民自治是十分有害的。     

从税费征收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新界定。从农村税费征收的视角审视乡村关系的变迁,可以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乡村关系历史嬗变的逻辑,以及当前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背景下,农村的利益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乡村关系将朝着“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发展。     

村民自治的问题与对策——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情况调研报告

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表层看发生在村级自治组织,而问题的实质却是乡村关系中村级自治组织对乡镇基层政权的依附造成的。拥有基层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级自治组织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村民自治运作过程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缓解和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乡镇政府机构,转换其职能,理顺乡镇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政权与治权的关系,实现乡政村治的法治化,进一步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高度重视渐进式制度化建设成果的积累,并要认真耐心地解决村民意识、行为与村民自治活动不相适应的状况,努力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论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模式创新:复合式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形成一种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模式.在这种模式引领下,中国农村的村级治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显示出其特有的适用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中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困扰,显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因此,基于实践的探索,中国应构建新的村级复合治理模式.新模式建构的重点在于:明晰乡村责权关系,发挥“乡政”、“村治”两个主体作用；明确村级“党”、“政”定位,激发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两个核心要素的积极性；提升农民主体意识,培养自主、包容两种精神；扶持发展民间组织,拓展市场、第三方参与两大救济通道.